第一篇：202_年中国经济新看点保增长是头等大事

202_年中国经济新看点:“保增长”是头等大事

再过20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就要驶入新的年度。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202_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准确领会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把握好明年经济工作的要点，对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意义重大。

“保增长”是头等大事 逆境中把握住机遇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经济“保增长”成为当前头等大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

对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经济增速过慢，就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缓解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

“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下，保增长是重点也是难点，这显得尤为重要。”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表示，本次会议还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清晰判断。这为明年更好地应对危机、保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指明了方向。

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完全有条件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

“中央作出的这些重要判断，让大家心里有了底，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张其佐说，“凭借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市场空间，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扎实工作，202_年中国经济保持8%至9%的增速不会有太大问题。”

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 做足“消费”这篇大文章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能力已明显减弱。海关数据显示，11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均大幅回落，特别是出口在近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今后我国外贸形势将更加严峻。

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的情况下，202_年中国经济必须要在内需上做足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表示，目前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且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他举例称，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多，而在美国却一直在70%左右。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等于抓住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牛鼻子’。”专家们还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居民储蓄超过了20万亿元，进一步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此次会议在“刺激消费”方面提出了诸多措施：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会议中明确了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就为扩大内需消除了后顾之忧。

宏观政策继续“灵活审慎” 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发力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宏观政策的保驾护航。鉴于明年经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提高调控的科学性、时效性。

继中央在11月初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此次会议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细化，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专家们指出，明年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将持续发力，全力促进经济发展。

会议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几个重点：“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带动效应”。

专家表示，会议还强调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的功能，同时提出“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从而有效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合力。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专家刘煜辉评价说，强调“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格外注重“有保有压”，也是明年财政政策的一大特点。

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重在“调总量”。这次会议提出，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明年将继续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节资金供求，积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促进股市和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也是明年宏观调控的着力方向。会议提出，要“增强投资者信心”“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凸显了股市和房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资源价格等诸多改革“齐头并进” 深化改革开放添活力 发展需要活力，活力来自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

会议部署了202_年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涉及资源价格体制、公共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等诸多领域。

其实，对明年一些重要改革，今年下半年就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出台。目前，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正向社会征求意见。此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已征求过意见，增值税转型已明确将于明年起全面实施。

“这一系列改革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

尽管外需在不断萎缩，但我国出口产品多为基本消费品，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对此，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要“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按照部署，稳定外需要多下真功夫。今后，发展对外经济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

杜绝“形象工程” 扩展科学发展新空间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为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不断出台。中央经济会议特别指出，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会议强调，搞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项目审批和建设程序办事，坚决防止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绝不能降低工程质量，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我国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把经济拉起来，但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也是更艰巨迫切的任务。这需要处理好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表示，中国经济问题不完全在于速度而在于结构，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来保增长，而是重复过去那种为增长而增长的投资，最后会使经济结构更为恶化。

高度关注民生 积极促进就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解决民生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会议要求继续加大财政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

专家指出，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也有助于拉动消费，使经济增长向内需驱动型转变。“经济政策的调整更要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更要兼顾我们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这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说。

在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有些职工因此歇业、农民工出现回流势头的背景下，就业任务在当前显得格外重要。会议提出，“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按照部署，明年我国将加大财政对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会议还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出现的新情况，提出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和农村内部增收空间

第二篇：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摘要: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 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国内外学者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综述,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关键词: 经济增长;实验学派;收敛学派;转型理论

一、引言

进入20 世纪8090 年代呈现出快速且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从1979 年到1998 年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17 % , 世界银行提供1978 年到1995 年期间的数字是812 %[1] , 即便是8 %的增长率, 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 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热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 笔者就以上问题, 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研究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 的数据, 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教授RAWSKI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RAWSKI 教授根据能源数据估计中国GDP 增长数据在1998 年为-210P+ 210[3]。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1R1Klein)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为从新颖的视角(Fresh angle)研究中国的GDP , 并采用独立的信息测试中国GDP 的一致性”, 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1980 年到202_ 年中国的15 个实物指标(包括electricity , coal , oil , steel , freight , civil aviation ,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 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 , grain output , exports , imports , government spending , real wage , inflation rate , livestock products)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指标覆盖了能源、交通、通讯、劳力、农业、商业、公共部门、工资、通货膨胀因素, 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场机制的特点。其结论 是, 前三个主成分占总变异的6018 % , 回归估计的 GDP 百分比变化的结果如下:

其中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上述15 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 每个变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变化表达的,各种统计检验都令人满意, 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实物统计数据能够很好地与GDP 数据一致。

克莱因教授文中声明: “总的来讲, 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 个从不同资源独立得到的广泛基础上衡量中国经济的指标的运动, 这些总体指标(即主成分)的变动同官方估计的实际GDP 增长率的变动是一致的, 无法就此声称我们已证明官方测度的GDPt 的增长率是正确的,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 总的观点表明, 这些估计的可能结果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世界范围都是如此。”

而YOUNG则在接受中国统计局所有统计数字的前提下, 采用了一些手法, 对统计局的数字进行了系统调整, 如采用中国统计局(SSB)GDPdeflator 的价格指数计算, 总产出增长率由718 %减少到611 % ,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均产出由619 %降为512 % ,剔除农业部分对GDP 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到316 % , 考虑老年人及劳动力受教育因素, 将此数据又降为216 %[5]。表1 中表示了单位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值(见表1)。表1 Table XXVI : 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 , 1978deepening)(劳动参与率提高, 从农业转移劳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资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东亚在中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下, 高速经济增长及人均生活水平获得特别提高的关键动力。” 为准确度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迪(Lardy)采用两个比GDP 数据更容易度量、也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 一是进口数据, 二是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度量,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可以信赖的[6]。

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因各种原因无法十分精确, 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一)经济增长研究的历史进展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 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索罗1956 年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提出索 罗模型, 1957 年, 在另一篇文章《技术改变与总生产函数》中, 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之和, 将技术进步用扣除资本和劳动的残值表示, 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 的持续性要素, 是产出增长的源泉[1]。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模型, 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转型动态理论, 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于稳定状态,增长就越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向鼓励生产性活动, 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上来。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 转型型动态原理, 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1]。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 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 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从20 年前一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 到如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典型的转型动态特征,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混合型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既要靠总量的扩张, 又要靠结构的支撑, 制度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理论

Sachs 和Woo 将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的学者归于两个学派[2] : 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1． 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许其经济制度趋同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结构是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Sachs 和Woo 认为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正逐渐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敛, 特别是向东亚制度靠拢。为表明这种收敛的特点, 其学派称为“收敛学派”。

Sachs 和Woo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 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中国人口密度很高, 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 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再现东南亚经济模式)。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 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 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 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 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 即使对于中国而言, 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 也未必是最优的, 而其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 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2]。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如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 但 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 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收敛学派认为: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于以激进改革(如农村和沿海城市), 而不是以渐进改革为特点之处(如国有企业), 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原因;第二, 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东欧及前苏联(EEFSU);第三,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正在农业、乡镇工业及国有工业上证明是不成功的, 因此需要进一步向更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改革;第四, 中国正渐渐同那些东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相调和[2]。2． 实验主义学派

Barry Naughtor , Thomas Rawski , Peter Nolan 及Robert Ash 等一批学者, 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改革的渐进性、实验性的及递增性特点, 被Sachs 等划归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已相当成功地摸索出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型, 主要表现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改革目标的不断变化的特色上。(见表2)表2

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

实验主义学派认为, 实验可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冲突、不稳定性, 产生更好的经济政策。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四个基本的建议: a 在改革中, 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b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从中央计划转轨的经济体;c 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TVEs)及国有企业(SOEs)等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成功的;d 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是实验主义者的政策设计结果。

为使政策实验失败的成本最小化, 实验主义学派希望中国继续以实验的、递增的方式进行自由化和创新。从以上分析看出, 实验学派倾向于稳妥渐进的方法, 反对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原理。

表3

两学派的关键区别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相当程度上, 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11]。3． 转型理论

202_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1 Stiglitz)先生在对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实践的对比中, 把中国的改革视为转型成功的范例。他认为, 10 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结果是灾难性的, 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而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 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国家那样的大衰退和大动荡, 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 他认为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竞争环境[7]。

相比之下中国比前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要差得多, 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 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保护和扩大了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个基础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资本积累、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分散决策、效率和产出的提高)相当好地发挥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农业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TVEs)。他指出, 尚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方面能达到中国目前这样的规模和程度, 而且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排挤个体企业, 相反, 它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 渐进主义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改革过程的性质及其绩效作了大量的研究,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 中国的改革道路具有渐进性质, 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8]。从时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过程, 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从空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 给定旧体制不变, 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 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制度创新。第二, 在旧体制内, 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 常见的有改变分配契约, 允许 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 或者改变雇佣契约, 允许“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等。第三, 试点改革, 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 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 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 例如,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就是一种试点改革。第四, 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 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 为避免这种浪费, 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进行赎买, 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 例如, 当放开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时, 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就是一种“补贴改革”。

四、对中国经济转轨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系统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 从生态到人类组织, 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增长率, 一个运作速度原本就较为迟缓的系统, 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牵连上一些“增强环路”, 使情况愈演愈烈, 反应会更强烈而过度, 有可能震垮整个系统[12]。一旦察觉面对的是这种系统,短期而言, 一定要耐心而缓和渐进地调整, 待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 找到系统的稳定点, 沉稳地坚守该点, 决不过度反应。改革的效果与行动之间有个时间滞延过程, 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渐进方案, 有利于总结经验, 防止反应过度。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 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快, 苏联的“休克疗法”追求一步到位的产权改革,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反而使国家陷于长期经济衰退, 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的局面。

图1 时间滞延的系统基模

收敛理论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状况, 认为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为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的改革的确在向私有化迈进, 但并非一蹴而就, 改革的顺序至关重要, 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堪称改革转轨的成功典范,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统思考方法, 全面权衡了各方关系和利益,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和分析, 尽管分析的水平不同, 观点各异, 至少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因素研究, 无异于瞎子摸象。东欧及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理想化, 简单化, 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及复杂性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新的挑战。参考文献: [1 ] 查尔斯1I1 琼斯P舒元译1 经济增长导论[M]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2 ] Jeffrey D1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PA2 PER SERIES 5935 ,December 1996 Revision1 [3 ] Thomos G1 RAWSKI ,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 [ J ] 1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2_)347031241

第三篇：论中国经济增长

浅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前景 财务0901 孙卓斌 090420043 自1978 年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在80 年代末基本解决温饱后，20 世纪末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进一步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一．发展前景：瓶颈约束与挑战

第一，如何面对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由于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经济发展趋势、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未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不断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以及政治、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对经济兴衰的影响，都有可能影响到下世纪中国的发展。就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进入21世纪，在经济贸易或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始终将与国际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出口能力的增强，未来几十年世界竞争加剧以及西方日益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日趋严峻。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和学者以种种借口和方式，策划、煽动、遏制中国的发展。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反映出占据既得强国地位和比较优势西方大国的战略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威胁论”对西方国家政策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中国发展构成一定的威胁，使未来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从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基本战略，一个是经济上的卷入。处于实际利益的需要，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通过市场卷入，牵引一个体制转型与崛起的中国进一步西化。另一个战略是遏制。以中国作为一个西方最具有潜在威胁的敌手，进行对抗。因为实施遏制，就意味着放弃中国大市场，因而，西方对中国采取的战略，往往是在经济上卷入，在政治上遏制的双重性战略结构。这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中国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推进政治、经济与军事协调发展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审慎而又明智地做出最佳战略选择。这包括，加强多极协调与合作，抵消单极霸权和对抗；积极发展亚太地区国家友好协作关系：充分发挥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最敏感和关键的问题加以限制；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在对外整体协调与合作的战略与策略，等等。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

1、消费市场容量大。我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增长潜力和增长空间非常巨大。

2、中国目前正向工业化的中级阶段迈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大规模开展，新兴产业的迅速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实施，中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重化工业方向倾斜。加上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有着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也将带动中国经济较快增长。

3、中国有较高的储蓄率，投资需求会迅速增加，从而带动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4、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种趋势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劳动力成本低廉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比较优势。

5、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瓶颈”，已大大缓解，钢材、水泥、煤炭等主要工业基础产品供给充裕，而且节能、节材、降耗的潜力很大，能够支持中国经济较快增长。

6、第三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会大量吸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以大大快于第一、第二产业的速度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7、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中国企业的效率会有较大提高，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会有较大改善，这将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1、人口和就业压力。中国虽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但因人口基数大，人口和劳动力每年增长的绝对数量很大，长期存在着沉重的就业压力。近几年城镇实际失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将使单位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这些意味着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就业压力也成为制约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一个因素。

2、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人均耕地和人均水资源进一步紧张。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并不丰富，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供给不足的制约。由于某些资源的短缺和价格提高，使中国有关工业品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影响到中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速度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尽管自80 年代以来，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仍在迅速推进，而可用于治理生态环境的资源有限，因此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会越来越严重。

3、技术落后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中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装备和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工业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加入WTO 后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更高。这一环境变化，对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既提供新的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

尽管存在着上述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只要我们认识到问题并在发展过程中积极解决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可以预见的。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1、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以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量的扩张解决短缺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显现，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几乎都与结构不合理有关。要通过发展和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新的产业格局。要通过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调整城乡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使“三农”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通过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推进东中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优化地区经济结构。支持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支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在改革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不断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同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注重促进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优先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一套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及人才汇集机制。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质量。

3、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增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以及长期粗放经营，伴随高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以及不顾生态和环境的发展已难以为继，今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保持低生育率水平，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发展节水工业、节水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战略资源储备。国家和全社会都要加大投入，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强化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发展环保产业，增强全民环保意识。

4、积极推进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必须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筹划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发展开放型经济。鼓励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兴办研发机构，把引进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现代管理和专业人才结合起来。优化进口结构，着重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5.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有关国际组织认为，机会公平对实现包容性增长非常重要。胡锦涛同志更是强调了包括机会公平在内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因为机会不公平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中断经济增长过程。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中国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令人振奋的成就，使全世界中国人对21世纪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充满信心。一个历史上曾经历过大国兴衰荣枯变迁的国家，一个曾由人类文明的高峰跌入底谷，并长期被推向灾难深渊的屈辱历史的国家，再度崛起并日益强盛，令全世界关注，更令中国人扬眉吐气。大量对中国未来发展所能提供的研究成果证实：中国百年来受尽侵略、欺辱、践踏、宰割、歧视的历史伤痛，已经迸发为中国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巨大的发展潜力。今日之中国（中国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和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以创造不凡业绩和经济奇迹，实现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强国之梦”。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并迅速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当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1世纪结束台湾海峡两岸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的统一，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历史证明，统一则兴，分裂则衰。西方列强制造分裂，瓜分中国，分而治之的霸权企图从来没有停止过。西方一些敌视中国的战略家明白无误地认为，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别国分享权力。乐于见到中国内部分裂和冲突，支持“台独”、“藏独”代理人，怂恿台湾岛内及西藏的分裂势力，把台湾、西藏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用以牵制中国的经济强大和国家的统一。但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有极强的生存力，持久的凝聚力。依靠民族强大的力量，自强不息，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中，与命运抗争，始终维持着国家的统一，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惊人的再生力。中国人始终相信，中国人可以汇聚远见而求实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加快解决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使中国人盼望已久的祖国和平统一尽快变为现实。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202_年中国经济形势有望略好于今年，经济增速可能超过8%，且物价回升。

中金公司报告预计，中国明年增长温和反弹，从今年的7.7%上升至8.1%。瑞银集团认为，中国经济已从202_年四季度开始复苏，并且这一势头将延续到202_年，预计202_年GDP平均增速将从202_年的7.6%回升至8%。多方机构大都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情况仅略好于今年，不会出现超预期反弹，未来一个阶段8%左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分析人士表示，基建投资继续强劲增长、房地产建设活动温和复苏、出口企稳以及去库存结束等因素，将帮助202_年经济增长回升。明年中国经济属于周期性恢复的过程，整体来说经济恢复比较温和，与202_年的V型反弹有本质性的区别。

与此同时，由于居民通胀预期将明显增强，未来CPI很可能维持回升态势。物价回升的态势可能会延续到明年，明年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将会比今年加大。安邦咨询研究员估计，如果202_年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则CPI有可能在4%左右，明年的物价应该处于上升通道之中。

202_年中国经济形势有望略好于今年，经济增速可能超过8%，且物价回升。

中金公司报告预计，中国明年增长温和反弹，从今年的7.7%上升至8.1%。瑞银集团认为，中国经济已从202_年四季度开始复苏，并且这一势头将延续到202_年，预计202_年GDP平均增速将从202_年的7.6%回升至8%。多方机构大都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情况仅略好于今年，不会出现超预期反弹，未来一个阶段8%左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分析人士表示，基建投资继续强劲增长、房地产建设活动温和复苏、出口企稳以及去库存结束等因素，将帮助202_年经济增长回升。明年中国经济属于周期性恢复的过程，整体来说经济恢复比较温和，与202_年的V型反弹有本质性的区别。

与此同时，由于居民通胀预期将明显增强，未来CPI很可能维持回升态势。物价回升的态势可能会延续到明年，明年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将会比今年加大。安邦咨询研究员估计，如果202_年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则CPI有可能在4%左右，明年的物价应该处于上升通道之中。

第五篇：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8日刊登《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文。文章摘编如下：

在经过30多年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从202_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202_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率仅为7.5%，仅及年初中国政府所订之增长目标，而且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还很大，过去不绝于耳的中国崩溃论因而再次涌现。

这轮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到底是因为结构性的内因所致，还是因为国际经济尚未从202_年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的周期性外因所引起？其实，不只中国，许多过去增长表现良好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同期出现了和中国相同而且情况更为严重的增长速度下滑。例如，202_至202_年巴西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2.7%、0.9%，印度为10.5%、6.3%、3.2%。不仅如此，许多结构比较完善的高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同样的下滑。这三年间韩国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3%、3.7%、2.0%，台湾为10.7%、4.1%、1.3%，新加坡为14.8%、5.0%、1.3%。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出，202_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

面对外部周期下滑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空间很大，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民间的储蓄率很高，尚且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维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只要采取必要的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可以稳定在年初预定的7.5%的增长目标之上。

展望未来，中国还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是因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雄踞世界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它的任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的研发。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仿、引进、集成等方式来达到，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它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但能高多少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持续 25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也就是2.5-3%；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2倍还多。

中国是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既然过去33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要想知道中国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最重要就是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怎么判断后发优势的大小？人均GDP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跟发达国家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根据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2_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这四个经济体也是上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年均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如果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2_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深化改革，消除各种结构性的缺陷，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有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