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历史的轮回怪圈：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思考

历史的轮回怪圈：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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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笔者来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触到了一个光听来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名词----------砍手党。而不久前亲身经历的事情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悲悯。

那晚在白石洲，笔者口渴，买了一瓶矿泉水。行走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摸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劫。等到回头看时，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个捡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浑身邋遢，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各类瓶罐，比他自己还要高的麻袋。我将水喝完，把瓶子给了他。然后带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意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动静，接着，笔者看到了震撼心灵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扭打着，仅仅是为了刚才施舍的瓶子。笔者一时无语，事后却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冲动。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历史的轮回。具体地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天下创世 2。矛盾丛生3。总崩溃 个别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实行了一些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延长了统治时间。这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荡。综观国史，史实让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说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在重新陷入这个历史的轮回怪圈呢？这倒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毛泽东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

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将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在社会各个群体间种下不和的金苹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这样看来，贫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怎样把握好度的问题？

大凡只要还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身犯险，挑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讲，一个平常人（请注意，不是职业犯罪者）开始为了生存来反抗现行秩序，这就说明他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现行秩序的每次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饥寒交迫的流民。他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挨饿受冻，相反，他们很勤劳，肯干，能吃苦，但他们仍旧要遭受不体面的命运。那么，既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你的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多高，取决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所以社会上层集团只会是地主，而不会是农民。农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从生产方式上划分，有农奴，佃农，自耕农；从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贫下中富农。可以说，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笔者综合了国史与世界史，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全国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这就值得探讨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为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实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地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与现实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会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隐匿不上报，以此来逃避纳税。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换句话说，地主把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纳税，没地的反倒要交钱。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沦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运用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收入囊中，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因他们产生的流民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一方面国家越来越虚弱，一方面负担与日俱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终究把国家拖垮。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均田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中都往往会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这恐怕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时代，进入了产业社会。社会财富的概念没有变，只是衡量标准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的作用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财富，主要是看你的财产兑换成货币后尾数上带了几个零。

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如何呢？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路线，许多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对于以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它忽略了个体人的能力差异，大搞一刀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基本屏弃了这种方式，开始了“按劳分配”的时代。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许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所讲究的就是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那么这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你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怎样的一条底线上才算合适呢？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曾经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这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贫富差距。而相应的，许多问题也由此滋生了出来。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姑且不论合理与否，已经使得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所控制的财富就很少，财富相对减少，购买力必然降低，那么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最终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业总体萧条化现象，笔者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之一。试问，没有了消费需求有力拉动，谁还会去生产呢？生产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垄断了某种资源的行业还能够维持利润，不过，普通大众消费不起，所以只能从少数富人身上动脑筋了，以至于出现了某银行宣布，取款额低于多少不予办理；某中学只对党政机关子弟开放的怪现象。原本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向这些“新贵族”倾斜。而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派而言，则是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户口却住不起房，有病却上不起医院，有孩子却上不起学。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来看，在改革初期，我们的“新贵族”们真的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行事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对他们来个刨根究底，大多数人的案底不会清白。有句老话叫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有人曾经乘火打劫，低价压购国家资产；有人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人违反劳动法，导致劳工利益受损；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干些诸如走私之类的违法买卖。他们正是通过这样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积累了巨大财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看来，“新贵族”们自我吹嘘的“个人奋斗”很大程度上实在让人难以认同。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个人财产的“抢劫”（如中国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东，而不是广大股民）以及国家资产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前文当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谓是“师出同门”。目前，政府一方面总是苦于国家财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被拖垮，国家与普通大众会为牺牲品，数千年来反复演绎的故事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上演。

三。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正所谓众口难调，在处理内部社会矛盾上的确有着他国没有的难度。正是因为如此，解决内部矛盾才变得非常迫切。中国历代王朝或者当断不断，或者碍于集团利益，或者改革失当，以致没能解决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问题长久积压，最后往往导致大**的爆发，葬送了整个国家。

2。社会财富不能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财富代表了社会能量，谁掌握的财富越多，谁的能量就越大。而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对于乙就是强势的，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很类似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都是处于经济飞速上升时期，国家法制相对还不完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但是英国人逐渐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来协调制衡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最终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至于某些人希望用道德来感化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笔者倒还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过成功的范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最合理最稳固的结构模式就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这个模式将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二篇：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官民矛盾 什么阶级斗争，什么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有意义只是一种矛盾，那就是延绵中国千年不绝的官与民的矛盾。庞大的官僚集团与芸芸众生之间的利益之争，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历史。

案例1

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孙秀奇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今天被滑县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对其受贿、贪污的赃款259200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另据纪检部门查明，孙秀奇还长期包养情妇。1994年12月至202_年4月，他婚外与一社会无业女青年先后在安阳、郑州、林州等地长期姘居，并于1999年2月在郑州生下一男孩，202_年12月又在安阳生下一女孩。经公安部门DNA鉴定，这两个孩子均属孙秀奇的亲子。

孙秀奇案在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有关部门已分别开除其党籍和公职。中共安阳市委曾就孙秀奇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向全市发出通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教训，经得起权力、金钱、女色的考验，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的侵蚀。

案例2

李某某，现年42岁，大专学历，多年前就在郑州烟草

系统工作，为一位领导开车。后来被提拔为郑州市烟草局机关服务中心司机班班长，负责单位内车辆维修以及更换车上装具。

据知情人透露，李某案发，源于一次“偶然”。

202_年，侦查部门在调查另外一宗腐败案时，审计牵出了郑州市一家汽车修理厂，发现了烟草局车辆的非正常维修款。侦查部门深挖之下，李某罪行败露。

202_年10月24日，李某被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控制。在反贪局，李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侦查人员统计，自202_年3月至202_年3月，仅李某贪污的款项就多达100余万元，同时，还受贿9万余元。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结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5年半。

案例3某超市工作人员金某、某旅店工作人员刘某到某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办理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业务。在申办超市营业执照过程中，申办人刘某对工商业务不太熟悉，李某在受理中对申办人爱理不理，很不耐烦。之后，由于刘某在登记书上填写项目不全，李某爆出了“你填的什么东西”、“不要把公务员当成受气包”等不当言论，引起当事人的争辩和反感。

事情发生后，市工商局和开发区分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成专班，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在明确事实及相关责任的基础上，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对当事人李某作出严肃

处理：写出书面检讨，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待岗一个月并扣除当月绩效奖金；调离窗口单位；在全市工商系统予以通报批评。

案例4

某县

第三篇：202_思想汇报：跳出历史的轮回

尊敬的党组织：

古往今来，历史总是跳不出朝代的轮回。从秦朝建立起封建统治政权开始，虽然每个朝代的开始，都出现过优秀的有识之士，都出现所谓的贤臣明主，开创了一个稍微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不过这些在鲁迅先生看来，只是广大人民群众暂时坐稳了奴隶的地位的时代。朝代的更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封建王朝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总会开始走下坡路。于是，百姓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于是起来反抗，推翻残暴的统治者。

有趣的是，由于封建阶级的特性，总是由农民阶级先揭竿而起，反抗地主阶级。而后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在农民阶级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而后不是由外来民族获得统治权就是由农民阶级获得统治权，然后无论是外来民族还是农民阶级，都又成为地主阶级来统治没有成为统治者的农民阶级。这在某些人看来，是历史的轮回，而且人类总是不能跳出这个历史的轮回。

但是，现在的中国与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成自己的宗旨。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许许多多次面对重大危机的时候，总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走出困境。她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去信权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中国能够在短短的六十年里，从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目前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绩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功，在根本上还是由于广大的共产党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相反，中国封建王朝的每一任统治者无不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最重要的事。结果忽视了民众，导致了其败亡。甚至是苏联共产党，也是因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脱离，甚至与其大多数的党员脱离，只代表者苏共个别高层的利益而导致苏联的解体，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巨人轰然倒塌。

我们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样子，使得中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让百姓能过上一个长期稳定的时代。

跳出历史的轮回，我们有信心。我坚信中国共产党能一直代表着广大人民并获得其支持而将中国带向走向腾飞的道路。

汇报人：ten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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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的思考

关于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的思考

一、当前形势下我县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

一是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因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一些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形成矛盾纠纷的原因多、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而且在矛盾纠纷的演化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个别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简单化，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导致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加大。

二是矛盾纠纷的群体性。在农村，由于基层行政组织办事方法简单而引起的土地、林地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历史遗留的联合诊所人员、原民师等特殊利益群体为达到其目的，从当初的县内串联演变成跨地域串联，组织实施大规模赴京省上访，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组织化、群体化倾向明显，如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是矛盾纠纷的多样性。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经济纠纷、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多种形式并存。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

土地承包、行政不当、生产安全事故、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增多。

二、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过于片面化。有的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擅自违约，不履行经济合同或协议，甚至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新村建设上，有的承包商缺乏诚信，见利忘义，在工程款结算后，不是及时给农民工发放工资，而是卷款走人玩消失，引起农民工上访。

2、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少数基层干部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感情不深，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观念不强，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对出现的矛盾纠纷，没有做到积极主动的去解决调处，致使一些初发矛盾演变升级。个别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特别在计划生育和集资收费等方面，态度强硬，作风蛮横，引起群众不满，伤害了干群之间的感情，从而引发干群矛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3、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得不够妥当。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有的基层组织对群众反映的村（社区）委会的财务、政务等方面问题，没有做到快速处理，或处理后不及时向村民公开结果，致使基层组织的威信受损；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承

包、任意集资摊派等问题处理不公；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妥而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4、群众对有的基层组织不信任。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群众观念不强，没有完全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对群众关心不够，支持不力，干群关系疏远，不信任感加大，当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村委之间、群众与基层行政部门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时，当事人不愿找基层组织解决和处理，而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上级机关，总认为只有到大机关、见大领导才能公正解决问题，导致矛盾纠纷变成越级上访事件。

三、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与对策

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的调处机制。从实际需要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这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各项政策和决策出台前，应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广泛征求民意，减少和防止随意性，让政策和决策制定得更加科学合理，从源头上预防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的发生。二是拓宽民意表达途径，为人民群众的诉求提供畅通、便利的渠道。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要向社会公布信访行

政机构和有权处理问题的行政机关的通信地址、联系方式、工作程序和标准等相关事项。三是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监督的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工作机制，主要有协商、合议、听证和办理、复查、复核的三级终审制等，以提高解决的效果，减少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做到多渠道化解矛盾。

2、建立超前联动的排查调处机制。人民内部矛盾涉及的行业多、领域广，仅靠一两个部门是无法完成排查调处任务的。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超前联动的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一是主动出击，准确排查。深入乡村和社区街道，面对面地与群众交流沟通，了解群众的疾苦，收集社情民意，切实掌握影响基层稳定的各种问题、动态、信息和苗头，做到滚动排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二是及时做好基层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针对其不同特点，认真研究处理途径和办法，妥善加以解决。通过民主议事、民主恳谈等形式，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使村民委员会成为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基层组织要善于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综合运用各类措施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力争实现问题不沉积、矛盾不上行。

3、建立预防和处置矛盾的协调机制。在各种工程项目的实施中，必须充分考虑所涉及群众的利益，总的原则是在发展中调整利益分配关系，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对已经发生的社会矛盾的调处，要付出合理的调处成本，建立矛盾调处的利益分担机制，即由对引发矛盾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当事人单位、当地政府各承承担一定比例的调处成本。通过当事人合理利益的实现，保证矛盾的有效调处。

4、建立解决矛盾的责任追究机制。一是对引发矛盾的责任追究。二是对矛盾调处不作为的责任追究。坚持对引发矛盾的责任追究，一方面是从法律的角度落实对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的责任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时，只有坚持对矛盾调处不作为的责任追究，才能更好地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合理解决。

第五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思考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思考

——关于科学技术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

什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在探讨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时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关于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观点，是在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升华得出的重要结论。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指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介绍到中国各个部门中来，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中国各个方面装备起来，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时，周恩来所指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是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超音速等现代的科学技术。1962年6月8日，周恩来说：“现在既不是三十年代，也不是四十年代，接近七十年代了，是原子、电子时代，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没有的。原子、电子时代，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能是逐步实现，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攀登高峰，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93页。这里他不仅指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而且提出了“逐步实现，逐步提高”的方法。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1．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202_年国内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为896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0％，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R&D经费总支出中，基础研究占5．2％；应用研究占17．0％；试验发展占77．8％。其中各类企业支出占国内 R&D经费总支出的60．3％，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表明企业逐步成为我国R&D活动的主体。

目前，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17个(其中包括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60个)、国家工程中心 188个，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94个；国际权威检索机构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44536篇，本国居民的专利授权量92101件，其中发明专利 3097件。202_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247亿美元；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工贸总收入6774．8亿元，工业增加值1476．2亿元。

2．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确定的科技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科技工作的战略重点正在转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企业科技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242个国家级技术开发类研究院所已基本完成转制工作，多数科研机构的运作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初步成效，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科技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民营

科技企业迅速崛起，技术市场发展迅猛；宏观科技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科技体制初步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正在逐步展开。

3．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人类基因测序、纳米碳管和纳米新材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微机电系统研究、南海大洋钻探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表面科学非线性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地球系统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等八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4．高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方面有所突破。载人航天技术、运载火箭及卫星技术等航天高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两系法杂交水稻、基因工程药物、转基因动植物、重大疾病的相关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等技术的突破，使我国生物技术总体水平接近发达国家。高清晰度电视、“神威”计算机、大尺寸单晶硅材料、皮肤干细胞再生技术等重大成就的取得，使我国在相应领域跃入世界先进行列。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增强国防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国防工业的技术进步。

5．工农业科技获得进展。农业科技方面，仅“九五”期间共培育出600多个新品种，单产增产10％左右。推广水稻旱育稀植和节水技术、ABT植物调节剂和小麦旱地全生育期地膜覆盖栽培等重大技术，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粮食增产目标的实现。

而在中国现代化中，科学技术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第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经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其中的生产资料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劳动者也同样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改变了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管理水平。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生产劳动能力。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的要素。

第二，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过去，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现代社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更是如此。

第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19 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生产、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例如，蒸汽机技术革命主要是从工匠传统发展而来，在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出技术发明，然后才总结出热力学理论。以电力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来，这种生产带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发生改变，现在是科学推动技术进步，再推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如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它先主要是通过科学实验探索出电磁学理论，通过促进电力技术的革命，并最终引发电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邓小平在总结科学技术这一发展趋势时深刻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

被创造出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成果，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概括来说，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强大驱动力，它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