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码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打虎大数据”

解码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打虎大数据”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自十八大以来，由王岐山领率的新一届中央纪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特别是对贪腐高官的查处引人注目，因而获得了“最强中纪委”的赞誉。以笔者之见，解析十八大以来最强中纪委打虎大数据，其中主要有“九大看点”：

一是“打虎过一百，一年顶十年”

据有关历史资料统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大致在近30年的时间里，有130多名问题高官落马。据官方报道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自2012年12月2日，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截止到2015年10月7日深夜，中纪委宣布苏树林被查，共查处副省级以上官员122名，目前，仅剩京沪宁无虎。纵观近三年打虎数额，几乎相当于过去30年的总和，即“打虎过一百，一年顶十年”。具体来说，明细如下：

十八大至2013年底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为20名，分别是：李春城、衣俊卿、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王永春、李华林、蒋洁敏、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陈安众、付晓光、童名谦、李东生、杨刚、李崇禧。

2014年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不含军队）为39名，分别是：***、苏荣、令计划、冀文林、祝作利、金道铭、沈培平、姚木根、申维辰、宋林、毛小兵、谭栖伟、王帅廷、阳宝华、赵智勇、杜善学、令政策、万庆良、谭力、韩先聪、张田欣、武长顺、陈铁新、陈川平、聂春玉、白云、白恩培、任润厚、孙兆学、潘逸阳、秦玉海、何家成、赵少麟、梁滨、隋凤富、**、王敏、韩学键、孙鸿志。

2015年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为24名，分别是：杨卫泽、马建、霍克、陆武成、斯鑫良、许爱民、景春华、栗 智、仇和、徐建

一、廖永远、徐钢、王天普、余远辉、肖天、乐大克、奚晓明、周本顺、张力军、赵黎平、谷春立、杨栋梁、邓崎琳、苏树林。

据官方公开报道，十八大后被宣布查处的军级以上军官为39名，分别是：徐才厚；**、王明贵、方文平、卫晋、叶万勇、杨金山、张祁斌、符林国、刘铮、戴维民、高小燕、马向东、张代新、范长秘、于大清、陈强；朱和平、王爱国、黄献军、段天杰、苑世军、黄星、张东水、刘洪杰、程杰、陈剑锋、陈红岩、王声、郭正钢、兰伟杰；占国桥、占俊、董明祥；寇铁、刘占琪；傅怡、周明贵；郭伯雄。

二是“反腐没例外，往上不封顶”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一大看点，就是“反腐无例外，往上不封顶”，查处了***、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尤其是对***的查处引人注目。

2014年7月29日，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5年6月11日，***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扳倒***之前，中纪委先期进行了“五大外围战”，摧毁了他手下的四川系、石油帮、政法系、秘书帮、贪腐亲友团。

三是“军队打虎忙，浴火获新生”

习近平曾经深刻指出，“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必然会在军队中反映出来。”“党内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军队打虎力度大，战果丰硕，成效明显，拿下老虎39名，几乎占十八大以来打虎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两名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

军报有评论说，军队以霹雳手段正风肃纪、惩治腐败，查处的问题触目惊心。徐才厚等曾经扛着将星的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辜负了人民群众的信任重托，极大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形象，令人痛心、让人失望。但往深处想想，军队纠风反腐、自曝家丑，看似丢了“面子”，实则挣了“里子”；看似伤了“筋骨”，实则固了“元气”；看似跌落低谷，实则迎来新生。

四是“组织歼灭战，重典治塌方”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重拳出击，组织歼灭战，对带有整体性、危害较大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实施重点整治。其中，对山西省“领导班子大换血”引人注目。2014年2月27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届省委常委金道铭，首先被立案调查，把山西官场带入地震期。紧接着，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被中纪委“双击”。

接着，8月23日，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双双落马。8月2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润厚、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进入2014年陕西省领导班子共7人落马，涉及“四大班子”。而且省委书记袁纯清、组织部长汤涛被调离。

五是“央企浑水深，逮住老虎多”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忽视党的领导，央企等大型国企腐败的浑水很深。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反腐利剑直指央企腐败，全国范围内有多名央企高管被处理，其中职务层次达到副省部级的有9人之多。

其中，2013年8月2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被查；2013年8月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被查； 2014年4月17日，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被查；2014年5月17日，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帅廷被查； 2014年9月15日,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现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孙兆学被查；2015年3月15日，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被查；2015年3月1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被查；2015年4月27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被查；2015年8月29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被查。

六是“追击‘老老虎’，严打‘小老虎’”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十八大以来“打虎活剧”的一大看点，就是“追击‘老老虎’，严打‘小老虎’”，减少了腐败存量，遏制了腐败增量。其中“40后”出生已经退休的“老老虎”有多人，比如，郭永祥1949年生；徐才厚1943年生；阳宝华1947年生：苏荣1948年生；***1942年生；白恩培1946年生；赵少麟1946年生；郭伯雄1942年生。

在“老老虎”中，数***、郭伯雄年龄最大。还有一部分是踌躇满志的“小老虎”，其中60后近20人，比如，王素毅1961年生；王永春1960年生；李华林1962年生；廖少华1960年生；沈培平1962年生；宋林1963年生；毛小兵1965年生；万庆良1964年生；冀文林1966年生；陈川平1962年生；白云1960年生；潘逸阳1961年生；孙兆学1962年生；杨卫泽1962年生；廖永远1962年生；王天普1962年生；余远辉1964年生；乐大克1963年生；苏树林1962年生。其中数***的前秘书冀文林最为年轻。

七是 “巡视找老虎，下沉寻线索”

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深刻指出，“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抓住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要落实监督责任，敢于碰硬，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促进问题解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不是权宜之计，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强调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较好发挥了巡视震慑遏制腐败的作用，是一条成功举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曾介绍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广东省原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海南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以及山西省发生的“塌方式”腐败案等都是中央纪委根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立案查处的。

八是“清除害群马，核心得巩固”

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建设一项长期而又常新的战略任务。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纪委抓住“从严治吏”这一关键，一批蜕化变质分子、贪腐高官被“双开”，纯洁了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包括苏树林在内，已有7名中央委员落马。在苏树林之前，有6名中央委员，分别是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有11名中央候补委员被查，分别是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范长秘、王敏、杨卫泽、仇和、余远辉。其中，***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徐才厚、郭伯雄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九是“既有‘兄弟连’，也有‘父子兵’”

由于十八大以来，打虎的数量较大，在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中，罕见地出现了“兄弟连”和“父子兵”，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2014年6月19日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与2014年 12月22日落马的第十二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为同胞兄弟，在令氏同胞五兄妹中，令政策是老二，令计划排老四。

2015年2月落马的原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副主席郭伯雄之子。而郭伯雄于2015年7月30日八一建军节前夕，被宣布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令氏兄弟”与“郭氏父子”的落马，堪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

古语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显而易见，“最强中纪委”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掀起并持续开展一场反腐风暴，这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支持，特别是总书记的高度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广泛的民意支持有关。

第二篇：中纪委深夜打虎 十八大后8名“省会书记”落马

中纪委深夜打虎 十八大后8名“省会书记”落马

2015-05-23 06:01:03来源：中国新闻网 分享：

资料图：余远辉。黄艳梅 摄

中新网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阚枫 马学玲)中纪委22日深夜发布消息：广西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继李达球落马获刑之后，广西出现了第二位省部级的落马官员。余远辉今次被查后，十八大以来，已有7个省会城市的8名党委“一把手”在任上落马。

南宁市委书记落马 被查前几日带头讲党课

就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分析解读中纪委为何“有段日子没上头条”之际，5月22日23时30分，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余远辉是一位在广西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干部，1964年1月出生的他是广西桂林市恭城县人，瑶族。1986年自广西农学院(后更名为广西农业大学，现并入广西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毕业后，余远辉留校从事共青团工作近十年，1994年起任广西农业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5年，余远辉离开学校正式步入仕途，曾任广西钦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副厅长、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西梧州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

2008年，44岁的余远辉开始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进入省部级干部序列。此后2013年5月，接替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的陈武，余远辉开始任南宁市委书记。简历显示，余远辉是中共第十七届、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作为一名60后的少数民族干部，余远辉在仕途中获得多次高级别的学习提高的机会，还有过一次赴美学习的机会。2004年，余远辉曾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

这些求学机会也让他的简历中增添了高学历光环。2008年至2011年，余远辉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被宣布调查前，余远辉在近期还频繁公开亮相。5月21日，余远辉在南宁会见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当日，南宁市第九届运动会在广西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余远辉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5月18日下午，余远辉甚至还带头为党员干部讲“三严三实”教育专题党课。

余远辉落马后，已有媒体连夜扒出其此前高调反腐的言论。今年2月2日，中共南宁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余远辉强调，要以决战决胜的勇气、坚决果敢的态度、务实有力的举措，坚决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

十八大后广西两度更换省级纪委书记

去年八九月间，中央巡视组曾进驻广西，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在巡视反馈中，广西被指国土、交通、水利、林业等领域和部门，以及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多发，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及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反映集中。此外，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有的涂改档案甚至造假骗官。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

十八大后广西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余远辉之前，还有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2013年7月6日，李达球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并于2014年10月被判刑15年。

此外，在此次余远辉落马前的5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唐成良就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反腐高压中，十八大后广西还是唯一一个两度更换省级纪委书记的省份。

2014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原纪委书记石生龙调任中央纪委驻住房城乡建设部纪检组组长，其空白由福建省纪委原副书记邓卫平填补。一年多后，2015年3月，邓卫平调任公安部纪委书记，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空降”广西接任。

十八大后8名“省会书记”任上落马

从大的“打虎”维度上观察，除了“军老虎”外，今年以来由中纪委发布的“打虎”清单上已有13人。在余远辉之前，此前已有杨卫泽、马建、陆武成、斯鑫良、许爱民、景春华、栗智、仇和、徐建

一、廖永远、徐钢、王天普等12人。目前，十八大后的落马老虎已过百名，其中包括被调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军级以上干部。

这百余名老虎中，包括15名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中央委员4名：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令计划，中央候补委员11名，分别为李春城、王永春、潘逸阳、万庆良、陈川平、王敏、杨卫泽、**、范长秘、仇和，以及此次被查的余远辉。

余远辉今次落马，也让十八大后的中纪委打虎榜单中再添一名“省会书记”。

在余远辉之前，十八大以来，已有6个省会城市的7名党委“一把手”在任上落马，他们分别为：青海西宁的毛小兵，广东广州的万庆良，山西太原的陈川平，山东济南的王敏，江苏南京的杨卫泽，以及云南昆明的张田欣和高劲松。(完)

责编：乔飞翔

第三篇：“打虎”一周年：十

“打虎”一周年：十八大后省部级落马高官盘点在2012年底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当即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随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又发出“打虎”宣言：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若把省部级及以上的贪腐高官称之为“老虎”，以十八大为开端，中共反腐大幕由此拉开。从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开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打虎”硕果累累。

不半途而废

经济观察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1987年至今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1998年-1999年、2003年、2009年、2013年分别是4个“打虎”高峰阶段，落马高官人数达到14个，13个、18个、18个。

而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举行，可见在新一届党代会开完后，都有密集查办省部级贪腐高官的现象。

事实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在反腐问题上都表现得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只要涉嫌贪污也绝不手软。比如在江泽民任期内，就查办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200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上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半年后，2003年5月9日，正部级高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北京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在胡锦涛主政的十年内，还有陈良宇和***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落马。

反腐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对此解释说，每一届党代会前后，百姓反腐败呼声都很高，所以新政府上台反腐首先是顺应民意。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就要惩治腐败。更重要的是通过惩治腐败推进各项工作。

对于三代领导人的反腐目标和手段，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在以往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突出特点：一是当前以治标为主的思想坚决；二是聚焦重点、整合力量，打好歼灭战的战役思想正确；三是改革纪检体制，强化异体监督，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思想清楚。他认为反腐的成效不在于查了多少案子，打了多少高官。查高官是为了形成高压态势，好比一个高压锅达不到一定压力，饭是做不好的。但仅有压力也不行，水加多少，解压阀好不好，都是能不能煮好饭的关键。

王明高对此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不能用抓到的人数多少来评价反腐败成效，而是要让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

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分析，习式反腐最大的特点在于一查到底，不半途而废。

“老虎”脸谱图

历数本次被打下的“老虎”，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脸谱：副职多、退居二线多、偏安一隅的多，其中还不乏窝案。

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共19人（加上2012年底的李春城）。其中，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为正部级官员，其他皆为副省部级官员。

王明高解释，这些人在当副职之前，都是颇有权力的正职官员，比如市委书记。

在这些省部级落马官员中，不少在退居二线后才东窗事发。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

王明高表示，当官员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查案比较有难度，人走了就好查了。这些落马的官员有不少已退休或者是在人大政协任职，但只有极少数是因人大政协的位置而受贿的，主要还是过去当实权领导的余威在起作用。

重拳出击打击“偏安一隅”的老“老虎”亦是去年查处案件的特点之一。梳理落马高官简历不难发现，其中不少都是盘踞此地多年的“官场老人”，有些甚至就是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仕在本地的官员。比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等六名落马官员。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以及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等，虽然并非本地人，但他们在该地官场也深耕十年以上。

在去年8月的一次反腐败国际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向世界阐述了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反腐败的相关经验，着重强调了一点，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注意发现这个案件之外的案件线索，这被称之为案中案、窝案、串案。这样的线索来源大约占到查办案件的7％左右。

过去一年中，在惩治贪腐时敢于向“窝案”开刀也是一个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石油窝案，已落马的高管达6人，中石油因而成为今年高管落马数量最多的国企。

在2013年年末，湖南衡阳512名人大代表因在选举省人大代表过程中收受贿赂而辞职，56名省人大代表则被依法确认当选无效，成为最大的窝案。新华社报道称，“衡阳破坏选举案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注重国企和金融领域的反腐是此轮反腐的另一大特点。2013年国有企业高管级别的领导落马者约31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熟悉金融规律，也对金融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岐山曾表态称，“本届中纪委若干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整顿、查办、打击金融领域腐败、违规、违法犯罪活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纪委改制

新一届领导集体刚刚上任便高调宣示反腐。2012年12月4日，刚刚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召开座谈会就反腐之事问计专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介绍，前两届中纪委也召开过反腐问题专家会，对反腐也很重视。这一届刚上任就开学者专家座谈会，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有更强的紧迫感，他们希望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和行动把腐败的嚣张势头扼制住，给广大人民以信心。

同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新的反腐工作重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过去一年里，中央纪委下发了多个“条例”、“通知”，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打好“预防针”，刹住贪腐风。譬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以及年末发布的《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在最近的一次通报中，中央纪委还首次实名晒违纪，此前中纪委三次通报中部分案例只提职务不提名字。2013年年末，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则被认为是建设反腐败系统工程的路线图。

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任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2013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化改革和继续反腐，已经很明确地成为今后的核心任务，总书记亲自挂帅，则显示出推动这两项任务的巨大决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纪委在高调反腐的同时，自身改革也箭上弦上。

2013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报，“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从十六大以来，第一次重申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实际上，纪检监察机构的变动早已开始。

2013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约谈了53名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

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改为“一次一授权”。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曾在采访中表示，中纪委会在第一时间将查办的案件在网站发布，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

11月，中央纪委内设机构调整尘埃落定，新设2个纪检监察室；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125个精简至39个，确保主要精力集中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51岁的侯凯“空降”上海市纪委书记，则被看作是上级纪委加强对下级纪委领导的首个案例。

这一年中纪委反腐的重大变化是，出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萌芽。李永忠认为一年来反腐最大亮点，是继十二大后，事隔31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地方各级纪委可以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监督。他把一年来的成效归结为“5个体现”和“9个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中央体现了求真务实、以民为本、从严要求、权为民赋以及尊崇法治的思想。“9个前所未有”分别是：认识的清醒度、重视的程度、反思的勇气、调研的深入、高层的表率、行动的迅速、媒体的报道及时和报道公开、群众的参与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前所未有。李永忠认为：“反腐的压力虽然在案中，反腐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而反腐的成功则必须在改革。必须尽快完成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换。

链接

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正部级、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遵义市原市委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付晓光（副省级）●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正部级，十八届中央委员）●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正部级）●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

第四篇：中纪委2014年反腐大数据：“打虎拍蝇”每周13名

中纪委2014年反腐大数据：“打虎拍蝇”每周13名

近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通报了多起领导干部违纪案例，从中央层面以申维辰、宋林为代表的省部级高官，到全国各地基层的县处级官员；从各省市地区的政府官员，到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中纪委2014年的反腐工作呈现覆盖范围大、跨越层级广等特点，反腐斗争延续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态势。

2014年至今的反腐斗争到底收效如何？全国各省市地区有何差异？涉案官员又具有哪些特点？人民网记者日前对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中“案件查处”栏目进行了详细数据分析，通过对该栏目通报的所有案件信息（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20日）的逐条整理，归纳总结出全国范围内各级党政机关反腐工作的基本情况，以便网友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中纪委2014年至今的反腐成果。

看成果：7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打虎拍蝇”每周13名

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20日的110天时间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总共通报了209名官员违法违纪案件，平均每周就有13名领导干部被组织调查或接受处理。最突出的是2014年3月27日，这一天共通报15人，创下了目前为止单日通报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在这一天通报了海南省9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被查。

在这209起案件中既包括级别较低的县处级干部，也涉及中央层面的省部级高官。4月17日，“案件查处”栏目通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接受组织调查。这是今年以来第7位接受调查的省部级高官，此前被调查的还有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原陕西政协副主席祝作利、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其中，申维辰是今年第1个被调查的正部级高官。

此外，经记者统计，案件中涉及的厅局级官员达到了106人，超过了被通报官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看差异：鄂、琼案件多，部分省市无通报

截止到4月20日，全国已经有28个省市区的相关领导干部被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公开通报。经记者统计，全国各地的反腐情况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就查处官员的人数而言，2014年1月1日至4月20日间，湖北省总共有20名官员被“案件查处”栏目通报，数量居全国首位，海南省则以17名紧随其后，此外，广东、四川、福建、新疆、贵州等省份也都取得了较大的反腐成果，查处的违纪官员数量均在10名以上。

相比而言，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等省市今年则没有官员在“案件查处”栏目中被通报。宁夏、西藏自治区也均只有1人落马。

进一步分析，记者还发现了各省市在“老虎”“苍蝇”数量上的差异。以海南为例，虽然海南今年以来通报了17名落马官员，但除去原副省长冀文林以外，其余大多数为县处级干部，还包括在1月27日对海洋与渔业检查总队的原主任科员进行查处。

而湖北、四川两省份不光在查处官员的总数上居全国前列，在落马官员之中，有相当多的官员为厅局级干部，例如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以及湖北省宜昌市副市长郑兴华等。

看分布：50、60后居多，企、事业单位腐败需警惕

记者整理了209名案件涉案人员的基本信息，对有公开年龄信息的122名落马官员进行年龄区分，可以明显看出“50后”、“60”后为高发人群，分别有67名和51名违纪官员属于相应区间，共占据总人数的96.7%。除此之外，还有1名“40后”官员和3名“70后”官员。

而就落马官员的岗位分布而言，记者发现，除去大部分落马官员为政府高官外，中央及各省市地区企、事业单位的腐败官员同样需要在今后的反腐工作中重点监管。据统计，在209名涉案官员中，有36名

来自于各级企、事业单位，而在这之中，国企和高校的腐败现象尤其值得警惕。

记者发现，2014年以来，总共有12名国企高管落马被查，平均每月3名，仅2014年3月份一个月，便有8名国企官员在“案件查处”栏目中被通报。就涉及行业而言，能源、通信成为了国企官员腐败的高发行业，例如，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中石油集团玉门油田分公司原副总经理杨国玲、陕西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忠省便在2月、3月份先后落马，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和河北公司也分别有1名和3名官员先后被通报。

此外，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之中，还出现了11名违法违纪官员，这之中既有职业技术类院校的领导干部，也不乏国家重点高校的高层官员，例如，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便于3月19日被“案件查处”栏目通报。

第五篇：中纪委 十八大以来反腐挽回387亿经济损失

中纪委 十八大以来反腐挽回387亿经济损失

2015年07月29日 09:31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原标题：反腐三人谈 ：正风反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十八大以来有效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反腐三人谈。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央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的韩晋萍处长。

韩晋萍：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一位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

白岩松：主持人好，网友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渠道咱们又见面了。主持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常态，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正风反腐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岩松，你在中央电视台也做了很多有关正风反腐的节目，从你个人的角度，从你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你有哪些突出的体会？

白岩松：我觉得先简单的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处在转型期，中国经济现在是困难和希望并存。希望是什么？也就是说，通过新一轮的改革，让中国的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那么在这个其中就包含着中国的经济必须转型，由这种劳动密集型向创造、创新的这样的一种方向去转变。那好了，在这样一种转型的过程中，大家只看到了经济本身的转型，我认为还有第二种转型，那就是建立一个更清风正气的市场经济环境。

该是市场的还给市场去做，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过去很长的时间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一些人去钻空子，用行贿、受贿等等方式去实现某种目的，经济运行掺杂了这些东西。现在把它剔除掉，可能就会恢复到一个更有活力的、更清正的、更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这两个缺一不可，互为保障。

主持人：韩处长，在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这些贪腐的干部违法违纪的所得，是一些经过法院认定之后的行贿款项，是吗？ 韩晋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涉嫌犯罪的数额，就是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以后，最终经过法院判决认定是犯罪所得的这一部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纪检监察机关认定他仅仅是违反了党纪政纪，就是违纪所得，这一部分是纪检监察机关收缴并上缴国库的。

主持人：可能这些都是一些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性的这种损失了。岩松，您了解的情况，所谓贪腐，它形成的利益链条，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无形的损失？

白岩松：无利不起早。很多的企业或者说是搞经济的人或者想要项目的人，我给你行贿了一千万，但是我获取的回报可能是几个亿，那么这几个亿可能是市场巨大的损失，这是一点。第二点，他为什么要给官员行贿呢？既有大家可能认为的这是市场经济不完善、某种潜规则。另外，往往可能是他所在行业当中，他并不是优秀的，他又想获得个机会，因此他通过给官员的行贿去获得了这种土地或者是项目。那么一个水平不是很高的人用行贿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个机会，将来长远的受害者可能是我们的消费者，因为他生产的产品或者说他建的楼，或者是他搞的工程、高速路等等，在我们做节目当中经常会看到出问题了，背后是因为他原来用较小的行贿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又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损失。这笔账，恐怕大家得算清楚。

主持人：面对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损失，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关怎么样去追回这个经济损失呢？

韩晋萍：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如果发现这些官员通过实施腐败行为，在收受钱款的同时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那么就会在办案的同时责成相关部门或者地区挽回这样的经济损失。比如说刚才岩松提到的，违规获得了土地，那么纪检监察机关就会要求把违规获得的土地再重新收归国有。如果说低价处置国有资产的，那么低价处置的这部分差价就要由相关人员或者相关的企业退回。如果说有一些经过权钱交易违规给企业减免了相关的税费，这些钱款也是要由相关的企业或者是人员来补缴的。通过这样的方式，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中给国家挽回了大量直接的经济损失。

主持人：在执纪执法过程中，近一两年来，你们有没有一个量化的结果，我们挽回了多少的经济损失？

韩晋萍：根据统计，从十八大到今年的六月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已经有效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

主持人：我们很多的网友也在关心，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在执纪执法的过程中，在追赃的过程当中，你们有规则吧？ 韩晋萍：对。纪检监察机关是根据现行的党纪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处理违纪所得的，主要的依据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还有《行政监察法及实施条例》、《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财务办法》等等。根据以上规定，对违纪所得的处理分为三种方式，包括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

我具体说明一下以上这三种方式的区别：

第一，没收。没收针对的是违反规定收受的礼金、回扣、酬金等，对于这些钱款应当是没收的。第二，追缴。追缴的对象包括违反规定占有的公共财产，或者是应当交公而没有交公的这些礼品等等。第三，责令退赔。责令退赔针对的是违反规定挥霍浪费国有资产，例如违反“八项规定”公款吃喝、旅游，此外还有违反规定乱罚款、乱收费获得的财物，等等。

对于以上这三种方式处理的涉案财物，没收的应当是一律上缴国库。对于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款物，依法不应当退回、退赔，或者是因为客观原因不能退回、不能退赔的，也是应当上缴国库。那么对于这些上缴国库的财物，如果是钱款的话，就由纪检监察机关直接上缴国库；如果是物品，就要由相关的部门通过拍卖等方式，变现以后把变价款上缴国库。

主持人：在这方面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吗？

韩晋萍：对于怎么严格的依纪依法去处置一些赃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中确实会经手和处置大量的涉案款物，那么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就很有可能从中再滋生另外一种腐败。

为了规范纪检监察机关暂扣、保管和处置涉案款物工作，中央纪委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查办案件涉案款物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又针对中央纪委的自办案件也出台了相关的涉案款物管理规定，另外还有其他的相关规章制度，都对涉案款物的处置进行了规范。根据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案款物的工作，有多个部门参与，这些部门是各自分工、各负其责，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主持人：我们纪检监察机关的干部们在执纪和监督的过程中，要和大量的金钱、财物发生关系，在这方面，我想韩处长可能了解更多具体的情况。

韩晋萍：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从十八大以来到今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当中，除了将涉嫌犯罪所得的款物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之外，还收缴了201亿元的违纪所得，上缴国库。

主持人：包括刚才谈到的一些企业主体、企业家，他的违法所得也要被追回。白岩松：当你刚才用了“企业家”这个词，我觉得可能我们面对贪腐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行贿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还没法用“企业家”去衡量他。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反腐倡廉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市场经济恢复它真该有的那种规则的话，难道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所期待的吗？今后恐怕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了，如果你要是有实力，就会在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成为赢家，而不需要通过在权力方面寻租，然后使自己获取机会。不该获取机会的人，只要贪腐存在，也容易获取机会，最后这是对好的企业家的伤害，对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的伤害，归根到底，是对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的伤害。因此我觉得反腐倡廉的背后也意味着我们建立一个更加正常和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

主持人：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很多地方查办的贪腐案件，往往一个落马官员的背后，有一个企业家甚至是多个企业家。

韩晋萍：就刚才您说的行贿人之所以行贿，那就是为了尽可能少付出，而获取最大限度的收获。那么收受好处的党员干部也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行贿人牟利，往往是慷国家之慨或者是单位之慨，这样的行为必然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说在查办腐败案件过程中，与追赃相比，挽回经济损失的任务是更重的，而且难度也是更大。

主持人：那么在正风反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是有形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被追回，而且也会对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一个比较好的推进作用。

白岩松：刮骨疗毒从来都不会是一夜之间就见效的事情，但是你必须去做的，否则的话，发炎了，将来感染了，可能后果更糟糕。因此我更希望看到的是通过反腐倡廉，过去积累下来的相当多的问题被解决。但是解决问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为长效寻找到一种解决的机制。慢慢地社会的风气真的变得更加风清气正了，社会回到正常的规则中。我们在反腐倡廉的时候，去改变并且建立一种新的政商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正常的好的市场经济规则。人们都是通过能干和水平高来获得市场上该有的地位和利益，而不是通过行小贿、获大利、社会遭到更大损失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你想想，能可持续吗？你就去算吧，行贿的人，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获取的回报是最大的；受贿的人获取了个人相当多的巨大回报，但是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巨大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危害的直接受害者。所以我觉得这么一想就容易想清楚了。

主持人：韩处，我想您作为一名纪检监察机关的干部，关于正风反腐对于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和正向作用，您可能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韩晋萍：对违纪违法所得的收缴和挽回经济损失这个是纪检监察机关反腐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而且是正能量。一方面是查办案件过程中收缴腐败官员的违纪所得，追回造成的经济损失，从根本上剥夺了腐败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通过腐败获得的不正当的利益，不让这些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这也是办理案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可最大限度的减少腐败的收益，这一点对于有效的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也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把收缴的违纪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或者是挽回经济损失，这样就使因为腐败而发生错位的经济利益最大可能恢复本位，这部分从国家和人民手中非法攫取的财产又重新回归国家，能够充实国库，这些资产又可以在增加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主持人：既斩断了腐败掠夺之手，同时又让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到了红利。正风反腐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讲是一个双赢的选项。

白岩松：我接下来比较期待的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从反腐的角度来说，不能光靠纪委、监察部门，就像您刚才说的，需要全社会的联动。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注意到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放权，有权不能任性。这也是反腐的重要一部分。为什么？当你的权力过多的集中在政府部门的时候，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人家就要去找你，因为权力在你这儿。现在只有不断的放权，最后他权力减少了，还给了市场，企业家可以更自由地在这个市场经济环境下去经营。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通过反腐倡廉，要给社会一代又一代的人一种正能量的暗示。将来就是你有能力、你有才华，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获益，而不需要去挖空心思地掏着钱送给别人，然后才能获利。同时也提醒所有经营的人，在市场经济下用市场经济的法则去做。政商有一种更好的关系，市场经济有更好的法则，给他更强烈的正能量的暗示，靠本事吃饭、靠本事挣钱。

主持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才能够让我们所有人都受益，而且让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信心得到释放。

白岩松：让反腐倡廉成为中国真正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之一。而中国真的走向更好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不仅仅是整个社会，我们每个个人也都是受益者。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精彩的观点。各位网友，正风反腐正在路上，反腐败会改善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有可持续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才会有一个可信的未来，今天的反腐三人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