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腐败窝案形成的政治机理

腐败窝案形成的政治机理

发布时间:2013-10-11 09:29 作者:储建国

述评由头：在近期的反腐斗争中，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就成串的腐败窝案越来越多，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各级官员，也有国有企业管理层，其涉案人员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罕见的。人们在震惊之余，不免会提出很多疑问。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在反腐败极受重视、力度不断加大的前提下，政府与国企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腐败窝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今后的反腐败工作究竟应该怎样改进？

近来备受关注的腐败窝案

中石油“地震”

从8月底开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贪腐风暴，相继有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四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并免职。9月1日，这轮反腐大戏再掀高潮：原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中石油集团原董事长蒋洁敏亦告下马。这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个中央委员。此次中石油的“地震”，是史无前例的“老虎”窝案。中石油反腐风暴，给现行的央企管理体制和央企高管的任命制度敲响了警钟。

铁道部腐败窝案

今年7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审被判死缓，他落马后牵出铁道部一系列腐败案。在铁道部窝案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罗金宝是最先落马的官员。罗金宝被免职后，2011年1月初，丁书苗被正式调查。刘志军之后，以“协助调查丁书苗案”而被带走的官员还有闻清良、杜建华等。自此，铁道系统高官落马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

湖南药监腐败窝案

今年5月，湖南省纪委和湖南省检察院联合通报了一起湖南药监领域腐败窝案。这桩窝案涉及11个职能部门，共有26人受处分。据了解，现年58岁的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在药监局任职期间，非法收受贿赂82万元。在这起腐败案中，一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0件共2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4人，几乎覆盖了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各个环节，涉及11个单位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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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腐败窝案被查处后，国人在惊叹之余，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反腐犹如捣蚁窝，捣了一窝生一窝。一个地方出现腐败窝案之后，被大力查处，换了一茬领导，又形成新的腐败窝子。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说明它的形成有一种深层的、复杂的政治机理。

最高层权力控制网络出现了松解

中国的政治体系总体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网络，最高层的权力之手可以通过中层的传送带，直达基层的政治过程。这个体系内的各种政治单元，都被要求服从最高层的意志，这种意志中包含了不得腐败的内容。然而，这种意志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甚至遭到了集体性地违抗。这说明权力控制网络出现了松解，导致最高层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贯彻自身意志的能力。这种松解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种权力控制网络成形于革命战争年代，它以党为核心，形成党、政、军三个相互关联的权力板块，并延续到和平建设年代。在革命战争年代，它的有效运行主要是解决党军关系问题，那时主要通过“党指挥枪”的原则解决了军队中的山头主义。在和平建设年代，它的有效运行主要是解决党政关系问题，主要原则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上述原则主要处理的是横向权力控制问题，在纵向控制方面上，两个时代都是依靠党组织内部“下级服从上级”原则来实现的。

无论是横向的服从，还是纵向的服从，既是方向性的，又是具体性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战斗任务来强化着这种“服从”效果。网络中的上下左右都认识到，如果没有这种服从，那会直接地带来战争的失败，生命的丧失。在和平建设年代，起初也是模拟战斗任务来完成生产任务，但由于生产任务的量大，并具有弹性，完不成任务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不像完不成战斗任务那么严重，因此，“服从”的必要性和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如果上下左右的权力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服从”的惰性，那么，权力控制网络就会出现松解，事实也的确如此。

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自上而下的命令负担越来越重，自下而上的“服从”惰性也越来越强，整个权力网络出现僵化，运转不灵，就像一架生锈的机器，运转速度逐渐地慢了下来。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最高层于是就想通过一些非常规的运动来除锈润滑，但只能维持比较短的时间。而且运动本身也对权力控制网络起着破坏作用，文化大革命差点摧毁了这个网络。

权力碎片化现象的出现

改革开放后，最高层曾想改变这种网络的主要结构，但试了一下并没有坚持下去，只是在网络边缘进行了一些切割，但改变了网络的运行环境，导致了一些难以预料又必须去适应的变化。

运行环境中的最大变化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种转变在一定时期内拯救了这个权力网络，让本来已严重超载的主要命令链条得以减负，使得这个网络在不改变主要结构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地运转下去。

不过，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最高层不愿意看到又无可奈何的变化，那就是“权力碎片化”，也就是权力板块被分割成一块块具体的权力单元。这些权力单元之间是相对独立、甚至封闭的，它们除了在大的政治原则方面对上保持忠诚之外，在其他方面有相当大的“自行其是”的空间，而且它们有强大的动力扩充这种空间。这是因为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具有资源和财富分散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权力支配资源和财富的特点，二者结合起来就会促成分散的权力支配分散的资源和财富。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它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权力碎片化”现象不太一样。

中国尽管出现了权力碎片化现象，但它还能够有效地运行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碎片化的权力之间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所需要的竞争格局，譬如说地方政府之间、国企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效率改进；二是碎片化的权力之间牵着一条重要的纽带，那就是被最高层所控制的人事任命，以及附带着的政绩考核，这条纽带让这些碎片化的权力并不能完全地自行其是，总体上仍然处于某种具有一致性的政治体系当中。这就像一篇合格的散文，符合“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

不过，神不散的特征必须服从于更大的正当性原则，那就是民心的支持。如果形散的特征严重损害了正当性原则，那么神不散的特征也会最终丧失。

形散的特征为什么会冲击正当性的原则呢？那就要问权力碎片追求“自行其是”的背后动力是什么，不需要认真地考察就会发现，那就是对具体资源和利益的占有。这种占有既可以通过个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小团体的方式。在屡次试错之后，人们得出了普遍的经验，那就是通过小团体的方式更为有力，也更为安全。于是，权力碎片中那些核心的权力支配者就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团结起来，产生更强大的力量去突破各种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对可能获得的资源和财富实现更加充分地占有，这就是腐败窝案的政治基础。

碎片中的权力支配者如何实现更大程度的团结

碎片中的权力支配者如何实现更大程度的团结呢？这时候，中国传统的“圈子”文化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文化在当代政治学中被定义为非正式制度，笔者称之为私属制度，宽松地说，它们是在法定制度和党内制度之外用来分配和运作政治权力的制度，是遍布政治权力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这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恩护制，一种以政治从属换取物质报酬的关系。它意味着恩护人和受护人之间一种不对称的、可持续的交易关系，具有私人性、情感性和互惠性特征。

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这种恩护关系通常由官僚系统中的上下级关系演变而来。这种关系本来是由正式制度界定的，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在权威性文件中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如果只有这一层关系，那么它的运作就会很僵硬，整个官僚机器就会运转不畅。在现实中，它的有效运转需要加进粘合剂，让它变得更“铁”一些。这种粘合剂通常称为“情义”。上级就像父亲，下级就像儿女，前者对后者要爱护，后者对前者要忠心。正式制度的上下级关系一旦转化为恩护制的上下级关系，它就有了相对于正式制度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前一种关系消失后，后一种关系仍有可能存在。调到其他系统工作的干部仍会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对老上级的忠诚，老上级手中如果仍有资源，仍会处处维护老下级的利益。

当代中国权力网络的规范运作依据的是党和国家权威性文件，如果现实过程与权威性文件规定的过程相差不大，那么权力的碎片化就不会发生。然而，权力网络运行环境的变化让这种差距变得很大，权力碎片化变得比较严重，而碎片化的权力难以依靠正式制度而常规地运作，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私属制度而非常规地运作。在宽松的意义上，非常规地运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定义为腐败性的运作，当这种运作是由权力碎片中各种角色协调一致地完成时，它就具有团体腐败的性质，一旦根据法律来查处，就是腐败窝案。

很有意思的是，在查处腐败窝案的过程中，我们通常被视为窝案性质的行为并没有作为被定罪的依据，真正被定罪的行为常常就是那么一两项明显具有个人性质的贪污受贿行为。这说明，在目前的权力网络中，“窝”的性质是很难被反掉的，除非对目前权力碎片化和私属制度的现状做比较大的改变。

如何应对腐败蔓延

改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权力碎片化本身并不一定很可怕。美国政治体系的权力网络就具有比较强的碎片化特征。如果权力碎片内部能够根据正式制度实现相当程度的自律，或者权力碎片之间能够根据正式制度实现某种程度的牵制，并且整个权力网络能够在重大方面实现一致性的运作，那么权力碎片化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有机关联还是能够形成。

对于当前的中国，为了应对权力碎片化所带来的腐败蔓延，主要的方式还是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管，尤其是加强以中纪委为中心的监督体系建设。如果腐败窝案过于严重，这套体系也是不堪重负，只能根据政治目标和任务零星地、突击地反掉少量的腐败。如果追求一个中期的效果，有必要对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动点手术。

首先，将那些可以市场化运作的权力碎片进一步市场化，运用统一的市场规则来规范它们的行为，从而减轻政治体系内的监督负担。

其次，在权力碎片内部建立起自我监督的体系，这就需要发展局部性的民主，譬如说地方民主、单位民主、企业民主等。

再次，强化权力碎片之间的权力监督体系建设，目前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是将审计部门、信访部门放到人大，纪委监督与人大监督实现更密切的合作。

如此之后，也不能彻底根除腐败，但可以朝着让正式制度发挥支配性作用的方向前进。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第二篇：窝案析

窝 案 析

党中央反腐力度空前，查处大案要案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尤其是几桩窝案，案值巨大，涉案人员众多，触目惊心，发人深思。

窝案即团伙串通作案。涉案人员可称为窝人，为首者可称为窝主。窝案一词很形象，容易让人想到窝或圈子。其特点是：窝一般由窝主编织、把持，不是窝人不让进窝，“窝里斗”的驱赶出窝，相互勾结自成一窝，善于伪装隐藏其窝，钻制度体制空子躲避查窝，阳光照不进窝，外风吹不进窝，宛如庇护所、安乐窝。在这几近封闭的小世界里，窝风弥漫，窝气相投，窝人相亲，窝人相护，窝腐窝赃，窝不外露，于是形成窝案。

防治窝案，思想上要提倡“窝里斗”，人人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勇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自我净化，相互清洁，筑好拒做窝人的第一道防线；监管上要加大开窗通风透光，加强巡视检查，及时涤荡窝风窝气，勿使形成气候；组织上要善抓苗头，加强警示教育，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者要果断采取组织措施，拆其帮，铲其窝。

有的窝人所在单位门头不小，易拉大旗作虎皮；有的看上去业绩还不错，头顶光环，易一俊遮百丑。为防止被这种假象欺骗，考察、任用和考核干部一定要坚持以德为先。同时，管理制度一定要严密、严格、管用；监管一定要认真、严格、全方位，坚持执行制度无例外、接受监督无例外、执纪执法无例外，不搞特殊，不讲情面，不留盲区，以防窝人漏网、逍遥法外。

第三篇：江西九江水利系统腐败窝案158人涉案

江西九江水利系统腐败窝案158人涉案

2014年09月12日 17:39

来源：大江网

原标题：江西九江水利系统腐败窝案158人涉案

作者：帅学仁 袁浩林

“捕鱼行动”抓“水鬼”

——江西省九江市水利系统腐败窝案剖析

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纪委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组成“捕鱼行动”专案组，成功查处了以该市水利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裴木春为首的一批腐败分子。

九江市水利系统腐败窝案共有158人涉案，其中党员干部125人，处级干部16人，科级干部89人。全案共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7人，收缴违纪违法款7600余万元。裴木春犯受贿罪、贪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九江市水建公司总经理胡江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处罚金10万元。

九江市河道管理局局长陆海兵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九江市节水办负责人万俊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九江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柯善满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德安县水利局长李秀银，彭泽县水利局长何东勇、副局长余光治，修水县水利局长丁彦稳，湖口县水利局长余江等5人分别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还有九江市水利局班子成员桂某、熊某、王某以及副处级干部陈某等。

参与水利工程围标串标、买标卖标的企业法人邱斌、张平、高先军、王海军等7人被司法机关立案。

一潭浑水——水利工程招投标乱象丛生

在九江，每次有水利项目招投标，都有一批“专业代理人”参与，他们手中拥有全国各地多个水利公司的投标介绍信，通过相互串通，私下达成围标协议、借用资质、“卖牌”、买通评委等各种方式，非法取得水利工程项目。这些代理人只管中标不做工程，因此中标后多数卖给其他公司从中获利。

2005年以来，建设队伍要想在九江地区投水利标就要挂靠九江市水建公司，而水建公司则从中渔利。据统计，水建公司总经理胡江任期内，共取得九江市6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此外，九江市水建公司还长期与各县区水建公司合作，买断市水建公司在该县区的投标权，各县区水建公司向市水建公司上交管理费。

江西中申建筑公司董事长张平从九江水建公司下海后，长期从事水利工程非法投标活动。2008年，九江市八座中型水库对外招标，张平邀集万某、于某分别借用数十家公司资质参与投标，水建公司同时也借用了多家公司资质参与投标。市水建公司为了中标，支付给张平及其同伙70余万元，让他们放弃中标。2009年，九江市十里河I期工程对外招标，刘某、胡某分别借用多家公司资质参与投标，水建公司也借用了6家公司资质投标。刘某和胡某为中标，就通过张平找到市水建公司总经理胡江串通，愿意支付给水建公司54万元，随后，刘某、胡某顺利中标该工程。

2006年，张平和邱斌合伙围标取得德安县某小水库工程，工程总价180余万元，后以16.2万元价格将此工程转卖给殷某承建。2011年10月，张平、邱斌合伙围标取得永修县小农水工程1-4标段，又将该工程1-2标段以40万元价格转卖给周某承建。

一群蛀虫——见利忘义危害水利工程

高某，原为九江市湖口县张青乡木匠。一次偶然机会，高某经人介绍为裴木春装修住房，因与裴木春是湖口老乡，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打麻将，后来发展成为铁杆朋友。两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裴木春利用职权将高某安排到水建公司上班。

高某既没有自己的公司和土木工程管理经验，也没有承担风险的实力，裴木春竟然违规将市水利局水保科技示范园的装饰工程拆分指定给高某承建；向胡江打招呼帮助高某承接了防汛指挥中心大楼部分工程、彭泽县浪溪水库、九江县雨淋水库等工程。

在九江市河道湖泊管理局下属企业和强公司改制时，裴木春将信息告诉高某，帮助高某提前做好准备并采用围标方式竞得和强公司承租权。高某则投桃报李，承诺让裴木春在和强公司占有一定股份，并先后送给裴木春人民币6万余元，三次出资为裴木春装修房屋。

2009年下半年，高某通过裴木春的关系从水建公司承建了九江市当年最大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彭泽县浪溪水库工程。浪溪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有发电、养殖等效益的中型水库，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209平方公里，关系到彭泽县浪溪镇几千群众的生命安全和3.8万亩农田的灌溉。如此重要的水利工程，竟然交给一个毫无水利工程施工经验的木匠高某来负责施工，简直把群众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当儿戏！2009年底，浪溪水库工程面临关键的防渗墙施工，但防渗墙的施工设备只有江西省水建公司才有。高某为节约成本，竟然自己组织人员用土办法施工，边施工边实验，试了多次也没有成功。

一河“水鬼”——“管工程吃工程”潜规盛行

高某因无资质无技术在浪溪水库防渗墙施工实验中失败，导致经济上亏损，他就想从别的隐蔽工程中多报些工程量捞回来。

有一次，高某与裴木春、胡江打麻将时，将想法告诉了裴木春，并请求裴木春亲自出面帮忙。2010年4月，裴木春到浪溪水库工地检查，向业主方、监理方、施工方作指示：“浪溪水库是重点工程，要保证进度和质量，同时也要把工程款用好用活。”

按照裴木春“用好用活工程款”的要求，彭泽县水利局、监理方、施工方相互“配合”，从防渗墙、溢洪道等工程中虚报套取100万元工程款，高某从中分得55万元，彭泽县水利局分得45万元放入该局“小金库”。在何东勇任彭泽县水利局长期间，伙同工程建设单位以虚报工程量的方式共套取水利工程款226万余元，全都作为单位“小金库”资金放在账外使用。

2006年至2011年，湖口县水务局与工程施工单位“配合”，在湖口县马迹岭水库、殷山水库等水利工程中，以虚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国家水利工程资金共计600余万元。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裴木春在担任九江市水利局长期间，先后利用职权将外甥范某从湖口县水利局调到市水利局担任自己的司机，并违规将其从普通职工提拔为市水利局安监科副科长；将妹夫汪某、妻子的侄儿何某、妻子的侄女婿郑某安排到市水政监察支队执法点工作。2005年市水利局成立水政监察支队，有7个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对外公开招考，招考比例为1∶3。裴木春为确保何某等笔试入围，找了14名“托儿”凑数参加考试。2007年，裴又利用职权将何某提拔为水政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帅学仁袁浩林）

办案者说

回想查处水利系统案件中一桩桩违纪违法事实，办案人员总结了“三个没想到”：

没想到水利建设市场管理如此失控。水利系统从上至下都有“水建公司”（国企），因迟迟未改革，水利工程项目一度体内循环，内部操纵，而且市水建公司与县区水建公司利益常

常拴在一起，权力寻租必然失控。加上近几年国家投入水利的资金爆炸式增长，由于具有水利工程建设资质的企业较少，竞争不充分，程序不规范，监管不到位，以致腐败问题频发。

没想到水利案件“浪波”如此汹涌。查处裴木春案，带出多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九江市水利局机关6名处级干部、4名科级干部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人；水利系统外7名党员干部被查处，如九江市政府办督查室副主任柯某、城建处干部于某，市检察院正科级干部王某，市供电公司干部沈某，湖口县地税局原局长刘某等。水利腐败窝案波及面这么大，令人惊讶。

没想到水利局班子内部关系如此庸俗。一个单位发案，其背后总有必然的原因，班长裴木春理想信念丧失，生活贪婪腐化，沉迷打牌赌博，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裴作为一局之长，伙同副局长以及局财务人员共同贪污，还欣然接受多名副职及中层干部的行贿或介绍行贿，通过多名副职帮助报销应由裴个人支付的旅游费用、医药费用等。同流合污，漠视法纪，可见班子内部关系低俗卑鄙。

第四篇：金融危机形成机理分析论文

摘要：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提高，旧有风险进一步暴露，新的风险进一步产生。在对金融危机的种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相信它对有关金融危机的进一步研究将起到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货币危机 银行业危机 外债危机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从这些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有些危机(如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在爆发之后可以使危机发生国的经济迅速复苏，而有些危机(如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却使危机发生国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甚至衰退之中。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为资本账户的高度管制，亚洲金融危机没有传染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其稳定性没有造成重大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参加比赛（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人为割裂），所以没有输掉比赛（国内金融稳定性未受重大打击）。然而，时过境迁，这种侥幸或运气恐怕难以为继：第一，我国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经提速，长期积累的隐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并释放其积累已久的破坏能量；第二，由中国加入WTO导入的金融开放，在建立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商的攻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传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触发国内金融危机。2OO2年中央党校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总共涉及104名高级政府官员，当受访者被问到什么是未来1O年内中国最大的威胁时，几乎2／3的受访者提到了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种类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Currency Crises)。(2)银行业危机(Bank Crises)。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金融市场严重动荡，市场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整个经济活动受到影响。(3)外债危机(Foreign Debt Crises)。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三、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本币的高估、赢弱的银行和非银行监管、过高的短期资本流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也足以引起金融危机。

可以看出，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且随着金融不断发展，危机的原因也呈现出多变性，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金融交易交割的分离

金融的首要功能是通过转化闲散资金的用途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优化资源分配的同时，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的这种过度发展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多，更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各个环节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增加了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当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偶尔出现的突发事件就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金融创新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本身并未将风险消除，而当金融创新过度膨胀之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的集中爆发，将使金融风险呈几何级数的放大，金融创新的负作用已不容忽视。2007年突然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美国过度金融创新“惹的祸”。(二)经济周期的波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必然伴随着金融周期性扩张与收缩，从历史经验上看，积累金融风险，经济收缩往往带动金融收缩，暴露金融风险。经济周期的存在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外部环境。马克思更把金融危机看作是经济危机的表面形式。以1992年英镑危机为例，当时英国正处在经济周期的顶点，通货膨胀高企，英国政府选择紧缩政策力图使经济“软着陆”，然而德国在东德回归后的经济扩张使得英镑难以承受降息带来的副作用，最终导致英镑脱离欧洲货币体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是由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引发，但现在看来，亚洲各国在楼市和顺差大规模扩张后，经济已面临周期性回调的需要。各国政府没有提前做好应对之策，最终招来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本身的必然性，尽管它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三)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金融活动中十分现实的问题，它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外部条件。金融领域中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尤为突出，心理预期的多变、契约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都使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不安，更加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一旦金融危机出现苗头，“羊群效应”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国际评级机构（如标普、穆迪、惠誉）调降危机国度评级和国际金融大鳄（如英镑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量子基金）的“煽风点火”，将使危机进一步迈向失控境地。

四、结束语

伴随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金融危机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而理论认识相对实际情况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事后解释而无法对新情况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研究金融危机，目的在于预测、防止或者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而事实证明，金融危机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有用性受到怀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理论毫无意义，它还会伴随金融发展不断发展完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各种金融危机理论都存在着片面性。有些理论甚至存在着彼此矛盾的情况。如何在我国实际情况下应用发展这些理论才是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重点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B2004B010

参考文献

[1]Kaminsky G，Reinhart C.The Twin Crise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6):473-500

[2]王春峰，金融危机一理论与模型[J]．天津大学学报，2002，(3)：171177

[3]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二辑）[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第五篇：中央巡视组约谈超150人一汽腐败窝案收网

中央巡视组约谈超150人一汽腐败窝案收网

2014年10月30日 06:12 来源：新华网 作者：孙铭训

一汽集团窝案到了收网的时点。

中央巡视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审查，不仅助推了前一汽-大众静国松贪污腐败关联案件的审查进度，更通过详细、全面的审查，将隐藏在一汽集团更深层的贪腐问题挖掘出来，从现在到明年三四月份，陆续将有大批高级经理级及以上高管受到相关部门的惩处。

明年四月前是集中处理期

10月29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对一汽集团的审查意见反馈。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朱保成指出，巡视组在一汽集团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不够到位，执行“三重一大”制度不力，顶风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对2011年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力，汽车销售、资源配置领域腐败问题多发。

一汽集团原董事长徐建一表示，巡视组反馈的情况，完全符合一汽实际。同时也提出了五项整改方案，表示会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清晰完成时限。

朱保成代表巡视组向一汽集团提出了四点意见建议，包括对行贿的供应商、经销商、广告商等加大惩处力度。他还表示，已将一些领导干部人员的问题线索，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关部门处理。

有一汽集团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中央巡视组对一汽集团进行的连续两次调查，规模庞大，约谈了大量高级经理级高管，也有大批高级经理级及以上高管被带走调查，还有一批涉案程度较轻人员，已交由一汽集团内部处理，并向巡视组报备处理结果。从现在到明年三四月份将是相关人员集中处理的关键时期，其间将不断公布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

2014年7月底，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入驻一汽，2014年8月底巡视组第一次审查结束回京，但并没有立即给出审查反馈；2014年9月，巡视组再次来到长春，但这次并没有让一汽接待。

据上述内部人士指出，巡视组在调查期间并未公布具体的调查项目，抽调了一汽集团各子公司能抽调的所有资料，包括之前两年所签署的所有合同，约谈了超过150人，收集了大量信息。此后，很多人被带走调查或协助调查。在巡视组入驻期间，中纪委网站还先后公布了多起一汽集团的人士处理意见，包括此前媒体报道的一汽-大众原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钟立秋、一汽-大众原副总经理、销售公司总经理李武，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迪销售事业部副总经理周纯等。

其间，除一汽-大众公司奥迪销售事业部在国外召开会议期间，存在公款旅游等问题被查处通报外，其他被处置人员皆与此前静国松贪污腐败案件相关。

整体上市受阻

此前一汽集团的整体上市计划被搁置，就是因为2012年中国家审计署在对2010年的财务收支审计中发现在财务管理、会计管理、工程项目决策、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14项问题。

民族证券分析师曹鹤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体上市工作的停滞很可能是由于集团财务上有去年财报的遗留问题。“一般来说，公司上市前的审计过程中，如果发现属于不违规状态的问题，允许企业用会计手段纠正调整。但如果财务出现严重漏洞并且上升到刑事犯罪层面，可能会严重影响整体上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机构汽车分析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央巡视组的审查比最正规的审计公司还要严格”，它将隐藏在一汽集团内部贪污腐败、管理混乱、复杂的资产关系等问题都拎了出来，提高了集团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对资本市场来讲是好事情，而解决的这些问题，此前都是制约一汽集团整体上市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