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员干部的行为新禁区及案例

党员干部的行为新禁区及案例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针对管党治党中的突出问题和新违纪情形，在“六项纪律”里分别增写、改写了多项处分规定，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划出了新禁区。这些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从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实践成果中总结出来，每一个禁区的背后，都有无数个鲜活的案例。

政治纪律

禁区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第四十四条增写）

案例——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台上信仰马列主义，私下里却极力诋毁轻渎；口头上坚定“四个意识”，但私下以“中国最年轻的政治人物”自居，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另搞一套，把个人主张凌驾于党中央精神之上，严重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禁区二：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第四十六条改写）案例——冯某，某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员。一次，受邀回母校为大学生做讲座时，他以“真相”“揭秘”为噱头，大肆宣扬历史很多都不是“真实的历史”，捏造事实，混淆视听。其间，一些学生对此提出异议，他却以“你们啥都不懂”“你们被忽悠了”等理由搪塞过去，继续他的讲座。

禁区三：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政治生态恶化（第四十九条改写）

案例——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虞海燕在担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把大量酒钢公司的亲信调到兰州市核心部门、核心岗位任职。虞海燕还整合设立了一个叫市委市政府督查室的部门，先后选调141名青年干部进入督查室“锻炼”，提拔使用其中76人到重要岗位工作。虞海燕让亲信金晋哲主管督查室，经常通过“培训”向这些青年干部灌输效忠观念，培植个人势力，严重损害了甘肃省特别是兰州市的政治生态。

禁区四：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第五十条增写）案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孟伟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视为“自留地”，把科研经费当成自己的“钱袋子”。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水污染治理科技项目当成了“唐僧肉”，许多承担该课题的单位都以各种方式向孟伟进行了利益输送。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控股的北京某环评公司脱钩改制过程中，擅自变更脱钩方案，帮助某私营环保企业承接了甲级环评资质和相关业务。

禁区五：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第五十一条增写）

案例——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常常把“守纪律讲规矩”挂在嘴上，就在他落马当天，还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作廉政警示教育报告。可他内心却视党纪如无物，私底下疯狂敛财，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甚至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潜入济南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北京的会所吃喝玩乐。

禁区六：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第五十二条改写）

案例——招远市农业局原局长王兴田在组织核查其有关问题线索期间，向核查组提出更改核查方式等无理要求，被拒绝后，王兴田心怀不满，产生报复心理。随后，在县市换届考察前夕，王兴田主观臆造该核查组负责人多封举报信，同时为了混淆视听，又编造该市多名党员干部举报信，独自或委托他人匿名寄送有关单位，严重干扰换届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禁区七：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第五十五条增写）

案例——中央巡视组巡视中国石化时，曾任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苏树林已担任福建任省长，但依然“关注”着巡视组的一举一动，巡视组要了什么材料，看了什么账目，找了什么人，他都千方百计地打听。还安排人员协调删帖，把大额发票换成小额发票，把原来的经办人调离，销毁、修改资料该，统一口径……妄图干扰巡视工作，阻止巡视组发现问题。

禁区八：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六十二条增写）

案例——中央巡视组巡视浙江时曾发现，一些地方存在少数党员参教信教的问题。对此，浙江省在整改中着力做好部分地区参教信教党员教育转化处置工作，区别不同情况采取限期改正、劝退、除名等措施；完善落实发展党员预审制，做到入党申请先看信仰，对存在参教信教行为的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实行一票否决。

禁区九：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给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第六十七条改写）

案例——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作为中央委员，民政部党政“一把手”，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管党治党严重失职，对民政部所辖单位发生系统性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李立国被严肃问责，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并被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组织纪律

禁区十：故意规避集体决策，决定重大事项、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第七十条增写）

案例——安徽省天长市张浦镇兴隆村两委借集体名义违规，多名村干部“抱团”优亲厚友。几年来，在申报低保和危房改造名单时，村干部们心照不宣地“互相帮助”，将自己的亲友混入总名单中。村两委讨论申报人员名单成了走过场，明知有人不符合条件，却无一人提反对意见，将低保、危房改造政策变成了村干部的特权、福利。

禁区十一：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七十五条增写）

案例——辽宁贿选案，在辽宁省委换届、省人大常委会换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这三次选举中，连续出现违规提名、身份造假、拉票贿选。辽宁省委原常委苏宏章、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阳、郑玉焯，都是通过拉票贿选当选。郑玉焯授意多名下属帮助其拉票，其中部分下属采取送美元、手机、苹果平板电脑等财物的贿赂方式拉票，共涉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及省内11个市的76名省人大代表。

禁区十二：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第七十六条改写）

案例——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原副书记、副主任魏民洲选拔干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建“小圈子”，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应。陕西省西安旅游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大有为了“攀附”魏民洲，掏空了心思。为了酷爱面食的魏民洲出差在外能随时吃上一碗面，他安排大厨随行，以备魏民洲随时想吃就吃。在魏民洲任职西安期间所带的班子，先后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处理，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的拉票贿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有的利欲熏心、大搞权钱交易，影响极其恶劣。

廉洁纪律

禁区十三：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住房、车辆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第九十条增写）

案例——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吃请应酬很多是在一些企业的内部食堂，他要去吃饭，企业会精心安排饭菜和酒水，费用也由企业来买单。他还长期借用一家企业的越野车，停放在省政府大院供自己使用。吃企业的饭、用企业的车，关系越走越近之后，谷春立开始利用职务之便为一些企业办事并收受财物。

禁区十四：利用参与企业重组改制、定向增发、兼并投资、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决策、审批过程中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购买信托产品、基金等方式非正常获利（第九十四条增写）

案例——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被人吹捧为“安徽股神”，他曾多年在安徽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安徽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通过股票证券市场牟利。他表面上打着招商引资、金融创新的幌子，给他选中的一些上市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大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炒作股票来获取暴利。

禁区十五：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谋取利益；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吸收存款、推销金融产品等提供帮助谋取利益（第九十五条增写）

案例——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利用职权和影响力帮不少亲戚朋友办过事。例如：利用审批权为老板办事、批项目；利用影响力，帮助其弟王红彪的旺世公司通过商务部审批，被确认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

禁区十六：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职工疗养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的；参加所管理企业、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借机旅游。（第一百零五条改写）案例——河北省邢台市委农工委小康办主任姜国等人借赴四川、江苏、安徽、吉林等地考察学习之机，先后4次用公款游览20个景区。姜国以“住宿费”“会议室使用费”名义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景点门票费、导游费、缆车费等旅游费用8583元；以“租车费”名义虚报费用，将报销所得1700元据为己有。

群众纪律

禁区十七：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一百一十二条增写）

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二塘镇大展村党支部原书记卢瑞峰在组织实施香猪养殖扶贫项目中，通过编造虚假发放表、截留猪苗等方式，个人违规获利1.28万元，并收受猪苗出售人“好处费”0.47万元。此外，卢瑞峰收受4户危房改造户“好处费”共计1.06万元，收受村屯绿化建设项目承包人“好处费”0.7万元。

禁区十八：利用宗族或者黑恶势力等欺压群众，或者纵容涉黑涉恶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第一百一十五条增写）案例——山西省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景益民，擅自签字为涉黑组织骨干成员办理取保候审，多次出面干预阻止办案民警对该涉黑组织成员上网追逃，多次组织盗掘古墓葬并贩卖文物。

禁区十九：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庸懒无为、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第一百一十六条改写）

案例——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分局吴家山街道派出所接到群众手机被盗的报警，刑侦中队探长张某经过询问、检查、调看监控等未发现有价值线索，便离开现场回到派出所。张某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后，未对案件作进一步调查，当事人多次提供相关视频线索后，仍不对相关线索进行核查。

禁区二十：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国家、集体或者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第一百一十七条改写）

案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委原书记梁嘉庚，不顾三都县是全省深度贫困县，贫困村危房、水电、路灯等基础设施还未改善的现状，把精力和资金都集中到了与脱贫攻坚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养生谷”“千神广场”等“高大上”的综合开发项目上，大力推进“两江神岛”“坝上花街”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几年来，在建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有127个，但与脱贫攻坚有关的只有41个，造成资源闲置浪费，扶贫资金紧缺，影响脱贫进度。

工作纪律

禁区二十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力，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失察失责，造成较大损失或者重大损失（第一百二十一条增写）

案例——2018年5月，中央纪委通报曝光了六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天津市津南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小站镇阀门生产聚集区严重污染整改不力，河北省宁晋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企业长期违规排放污染地下水问题查处不力，江苏省连云港市相关部门和灌南县委、县政府对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内企业违法排污查处不力等。

禁区二十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的；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第一百二十二条增写）

案例——总书记2014年到2016年多次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作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在督查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时，每到一地都反复强调环保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起要求来“口号响当当”，实际行动上却消极应付中央指示，不作为不落实，对祁连山的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生活纪律

禁区二十三：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第一百三十六条增写）

案例——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于少东为了满足儿子的“奢华梦想”，最终深陷“泥潭”。儿子于某某大学毕业后，怀揣创业致富的梦想，却几无斩获，听到别人谈起工程项目中的巨额利润，他不禁想起了父亲手中的权力。在他的一次次“请求”下，于少东关照县发改委、国土房管局以及部分乡镇的相关负责人予以帮助，工程项目纷至沓来：某村安全饮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土地开发项目、土地复垦工程………随着工程项目的不断增多，于少东的儿子为自己购置了一栋豪华别墅，仅房屋装修就花了100多万元，还购买了一辆进口越野车，并雇佣一名专职司机为其服务。儿子的骄横奢华加速了于少东滑入贪腐“泥潭”，最终，他因大操大办儿子婚宴，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插手、干预建设工程，帮助其子承揽多个工程项目而受到严惩。

第二篇：杀戮禁区

<<杀戮禁区>>观后感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人的智慧总是引人深思。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一直认为人心是向善的。可是又有许多骇人听闻的事让我对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我的记忆里南京大屠杀已经是最灭绝人性的事情了，然而当我了解到卢旺达大屠杀时，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在非洲纪录片之前我已经选过一门非洲电影欣赏，在这门课中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卢旺达饭店》。从老师的口中听到100万这个数字时，我深深的被震撼了。短短的两个月死亡了近八分之一的总人口。网上查找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这竟是内战造成的。平时的邻里竟互相挥刀，这让我着实难以接受与理解。带着疑问我又去观看了一部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电影——《杀戮禁区》。

看过以卢旺达人亲历的视角来真实反应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影片《卢旺达饭店》的观众，或许在看这部《杀戮禁区》时，观感会没那么强烈震撼，也或许后者的叙事手法、整体呈现以及所剖视的力度深度都不似前者那样纯熟专业且深广通达，甚至一些拍摄技巧还有笨拙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有一颗反应事件真实面的坦诚之心。卢旺达，中非国家，主要的民族成分有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等。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死于空难，这不是意外，而是一个阴谋。哈比亚马纳与图西族签订的共享权力协议激怒了胡图族激进分子事后，于是他们制造了这场暗杀。然而事情并非就此结束。胡图族迅速掌握了卢旺达政权，4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开始了。电影《杀戮禁区》就是在这个真实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与讲述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其他文艺作品不同，《杀戮禁区》聚焦到一所小学，并且别出心裁地从白人的视角出发，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18年前的卢旺达大屠杀的情况。他们见证了残暴而令人愤怒和扼腕的一切——由于有联合国军队的驻守，胡图族人不敢轻举妄动，小学便成为屠杀开始之后人们的临时避难所。然而空间有限，在这个狭窄的“禁区”之外，无数不幸的图西族人在受尽虐待之后死在了自己同胞的屠刀之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镜头停留在那些正在被殴打的图西族人身上，流着鲜血的身子不能控制地颤抖着，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被折磨殆尽便被拉到树林里，伴随着痛苦的呻吟而死。在完成了一次屠杀之后，胡图族人便像举着胜利的旗帜一般举起自己手上的刀子，欢呼着走在尸横遍野的大街上。我看着他们麻木甚至喜悦的表情，百感交集。他们本是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之上，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肤色，不管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求还是铲除异己的心理，无疑这是病态和错误的。光是一声同胞的呼唤，就足以让那些激进的胡图族民兵自惭形秽。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法友好相处，又哪里来的世界和平？这不但是卢旺达的惨剧，也是全人类的悲恸。

源于“分类”的人性之恶。“分类”的思想像一颗无可救药的毒瘤一般伴随着我们。我们把地球分成五大洲四大洋，它们在语言诞生之后又被人类赋予了不同的名字，我们又把每一块大陆分成了若干块土地，一条条莫须有的界线隔开了不同国家的人，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又有着不同的民族，每个人都在每个层次的分类中对号入座。然而这种分类究竟有无必要呢？如果没有图西族和胡图族之分，如果没有黑种人和白种人之分，如果没有国家之分民族之分，也许人类不会像今天一样井井有条，所谓的文明程度也不会以迅捷的速度攀升，但是我想卢旺达大屠杀的悲剧，甚至历史上所有大屠杀的悲剧都不会发生。主人公乔伊是小学中的英语老师，白色的皮肤成为他的护身符。在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昔时好友成为不义的一方，手持沾满鲜血的屠刀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久久无法释怀，开始想要做些什么来帮助那些无辜的图西人。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力不从心”根本不足以诉说乔伊那种混合着恐惧、愤怒和悲恸的心情。尽管他答应了玛丽自己不会离开，他还是坐上了联合国的卡车。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正如他在影片的结尾与玛丽再会时所回答的一样：“因为我怕死。”——这便是真实的人性。我们不能说他丑恶或是不讲信用，因为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之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牧师一般的伟大。我们毕竟都是有着求生本能的正常人。

克里斯多夫是一个理想的角色，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想到了《金陵十三衩》里的冒牌神父。一个是卢旺达屠杀，一个是南京大屠杀，一个发生在国与国的战争中，一个存在于民族与民族的敌对中——然而这两者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撇开宗教信仰不谈，不管信佛主还是信上帝，神父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给了我们一丝希望，让我们在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惊悚氛围中得以抽身，继续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善与温存，人类还有爱与希望。最让我欣喜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神父确有其人，他的名字叫做威詹克•库瑞克，他选择留在卢旺达，为人们做弥撒，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很多的图西族人。

有人批评说联合国是吃干饭的，打着维护和平的旗号却只是在这场种族大清洗中袖手旁观。这又引发了我对于武装力量存在利弊的思考。如果没有军队，学校不会成为“禁区”，最后包括玛丽在内的人都不可能活下来。但是在电影中，面对图西族人的恳求，头戴蓝色贝雷帽的维和士兵只能抱歉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军人，只能服从上面的命令。他们只要我们‘观察’，若没有伤及我们自身则不允许开火。”的确，如果联合国在此时动手，必然会被扣上“干预别国内政”的帽子，然而如果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这些是否可以暂且放在一边呢？对于一个世界级别的有着严格制度和规则的组织而言，我想这的确很难做到。然而我仍旧期盼着在场的任何一个维和部队的士兵，能够做些什么，打破这种所谓的制度与规则。很显然，电影与历史都让我们失望了。联合国的新闻发言人用她闪烁其词的外交辞令回避了他们的责任，与克里斯多夫相比，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胆小和懦弱无法不让人唏嘘。至于其他只求明哲保身的大国，我们更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种族矛盾，而这个种族矛盾，完全是西方人一手人为制造的。早在欧洲人开始大航海后不久，16世纪的时候，卢旺达就有了自己的国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图西人、胡图人的称呼，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同的民族，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具有共同的信仰。差别在于胡图人以种地为生，图西人以放牧为生。事实上，胡图人、图西人的称呼当时类似于“农民”和“牧民”称呼的差别，放牧的图西人如果改为种地了，就被称为胡图人，反之也一样。两者之间长期互相通婚，并没有不共戴天的矛盾。将胡图人、图西人严格地区分开，甚至订出高下等级的，正是后来进入的西方文明。

正如清朝末年的东北，日本为了更好的管理东北任用了少数的韩国人管理东北的政策，可是这些韩国人却喜欢欺负中国人、动不动就拿警棍打中国人.于是人们就把这些韩国保安叫高丽棒子。权利的滥用就会导致内心的膨胀而会忽略了他人的内心，从而加剧了矛盾的加深。又如今天的中国，当权者权利的滥用，城管打人事件层出不穷，官员的贪污，公务人员的嚣张气焰等等。这会不会发展成新的“种族矛盾”。当然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多年的和平生活，人们已经对战争产生了抵触心理，但一味的压抑总会有爆发的一天，谁也不敢保证来势突然的大屠杀会不会再度发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人的智慧又一次给了我们答案，换位思考，卢旺达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

第三篇：突破人权禁区突破人权禁区

□沈宝祥

究竟怎样看待人权，这是拨乱反正中遇到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1979年初，一些人提出“要人权”的口号，甚至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报纸发表了论人权的文章。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的文章。这篇文章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不能把“人权”这个早已成为粉饰资产阶级反动专政的破烂武器也搬来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良药。文章还责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权”，究竟是向谁要“人权”？这篇文章虽以个人署名，但用楷体字排印，又放在第一版，显得很不一般。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一个会上说，《北京日报》的《“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这篇文章很好，他还以此赞扬说，“《北京日报》有了自己的语言”。

此后，《文汇报》、《红旗》杂志等报刊也发表了观点类似的论人权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理论界一些人的不同看法。在五月初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一些人对报刊上论人权的文章提出了异议，认为不能对人权持绝对否定的态度。《人民日报》的《情况反映》第1220期（1979年5月12日）以《对人权应作分析》为题，反映了理论界人士的不同意见。

5月15日，胡耀邦阅看《情况反映》后给理论动态组写了如下批语：“吴江同志：请你们写一篇。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讲清楚，而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吴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对人权问题只有一般的了解，也写过一些“卡片”，拨乱反正以来，因为社会上有人提出人权问题，作过一点思考，但没有作深入研究。接到这项写作任务后，就硬着头皮从头学习研究。我首先系统地学习了马列著作中有关人权的论述，又阅看了孟德斯鸠、卢梭、洛克等人的著作，查阅了我们党的文件和联合国的人权文件，也看了报刊上发表的论人权的文章，边学习，边思考，晚上睡在办公室，搞得很紧张。6月2日开始动笔撰写，6月8日，写出了《略谈人权问题》的初稿。（在这里，请读者谅解，我要讲一点有关个人的情况。这篇文稿从6月2日至8日写出初稿，这正是我最悲痛的时候。6月2日晚，我接到二哥发来的电报：“母亲病重。”当时，经过紧张的准备，文稿正开始撰写，我难以离开，只好默默地强忍着悲痛埋头撰写文稿。当她老人家知道自己将离开人世时，又嘱二哥来电报说，春节已见过面，路远，工作忙，不要再回去了。这个电报使我非常感动。6月8日晚，接到二哥电报，母亲病故。我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悼念。我母亲生于1895年，是一位极普通的农村妇女，文盲，但明理。她以这样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对远方儿子的关怀，也是对拨乱反正事业的支持。我在这里补写一笔，是对她老人家的悼念。）

《略谈人权问题》文稿经吴江审阅后我作了修改，陈维仁于6月12日报送耀邦审阅。耀邦于当天即审阅退回。他写了如下批语：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并且看得很粗。我觉得观点是很清楚的。赞成发。请你们再仔细加工。我在某些地方改了一点，仅作参考。

耀邦对文稿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修改加工和补充内容的意见。

我依据耀邦的意见又对文稿作了认真修改补充。6月20日，理论动态组对文稿进行集体讨论修改定稿。1979年6月2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141期发表了《略谈人权问题》这篇文章。

这篇九千字的文章共分四个部分。文章充分肯定了人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此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以下几点：

（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已成为国际法的准则，但同时又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因此，我们对人权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采取适当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不能简单地对待。”

（二）文章列举材料说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提出人权口号，无产阶级不是根本不能提人权这个口号，但无产阶级的基本口号是消灭阶级。

（三）文章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我国的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在特定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人权。”文章也指出，任何权利都要受一定物质条件的制约，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要有一个过程。

（四）对于社会上关于“人权”的议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人鉴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法制被践踏，公民权利被严重侵犯的惨痛教训，同时，鉴于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地方还存在压制民主，违背法制，侵犯公民权的情况，因此，迫切地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健全并充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他们的这些实际要求本身许多是合理的、正当的。

（五）文章提出，极个别的人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借“人权”问题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决揭露批判。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于那种不尊重人民权利的人，对那些任意限制、干涉公民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的行为，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坚决加以纠正，使他们懂得公民权的严肃性。对于那些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的人，不管地位高低，都要认真追究，严肃处理。对这种人作辩护、掩饰，不管持什么理由，都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在“左”的年代，对于人权（以及人道、人性）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不断批判。这些问题，成为科学研究的禁区。以上五点说明，这篇文章对人权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的人权要求，给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并批评了不尊重人民权利的现象，而且，文章还表达了，不能把提出人权要求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当时，这样讲是不那么容易的。这篇文章对人权禁区已经有所突破。但是，这篇文章虽然提出对人权不能简单地否定，又强调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口号，实际上还是不主张在国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使用人权这个口号。因此，文章对人权禁区的突破又是不够的。

当时，鉴于人权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我们对这篇文章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不急于公开发表。过了将近四个月，直到10月26日，才在《光明日报》作为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以文章的第四个小标题《社会主义能够保障人民权利的充分实现》为题，摘发了近五千字，《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向国外发行的《北京周报》第45期转载了这篇文章（作了删节）。

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境外媒体认为，这篇文章，可视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对人权问题的总政策。他们认为，文中对人权要作具体分析的一段，是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人权看法的最大改变。

国内有不少人给《光明日报》写信，就这篇文章谈对人权的各种看法。有的人赞扬这篇文章对人权不是一概否定，而是作了具体分析。也有人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在我国，人权很不受重视，而文章对此揭露很不够，又不主张大讲人权。有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提出疑问和责难，有的人认为，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不重视是关系到能否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应当讲人权。这篇文章本身和读者的各种意见，都反映了突破人权禁区过程中的情况和艰难性。重要的是，毕竟前进了一步。

《光明日报》的编者将读者的意见写成《对<略谈人权问题>一文的反应》，刊登在《情况反映》第900期（1979年11月22日）。我在读者的意见旁写了自己的看法，理论研究室的负责人将这个材料报送耀邦。他于11月30日看后写了如下批语：

现在在一小部分人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要进一步教育（不提批判），要努力写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文来。

按照耀邦的意见，我们继续关注研究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回顾拨乱反正以来的历史，在人权问题上，我们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思想解放确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终于在报告中写上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央党校编写的《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一章第一节的一个目，加以论述。这就是说，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问题，已经写进了中央党校的教材。

我相信，在人权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一定会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推进。

转载自《学习时报》第217期

突破人权禁区突破人权禁区(第2页)一文由www.teniu.cc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意识形态知识和党员干部网络行为

党员干部应知应会知识3：意识形态知识和党员干部网络行为

2018-08-23 15:171.意识形态“三个事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2.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3.意识形态工作“四个关乎”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关乎人心向背。

4.“一个作为、三个纳入、六个结合、四个一同”

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

5.意识形态工作管理原则

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6.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分工

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党组）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设，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

7.意识形态工作“六个方面主体责任”

主要包括履行好把握正确方向导向的责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责任，加强网上舆论工作的责任，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责任，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责任，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管理和党员干部管理的责任。

8.主要领导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

应当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

9.宣传思想工作“两个巩固”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0.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11.宣传思想工作重点抓好的“三个创新”

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12.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楚”

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13.思想舆论领域 “三个地带”

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

14.理论工作“四大平台”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阵地。

15.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四个牢牢坚持”

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16.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四十八字”职责使命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

17.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四力”

是指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18.党员干部使用微信要求

（一）不散布传播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和违背中央、省委决定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二）不泄露党和国家以及单位的秘密。

（三）不制造和传播各类谣言。

（四）不转发有违社会公德、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低俗文字和图片、视频。

（五）不违规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以及与自身身份不相符的推销、推广活动。

（六）不违规收受微信红包。

（七）不传播迷信信息和从事迷信活动。

（八）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拉票贿选。

（九）不公开谈论和透露他人隐私。

（十）不发布其他不当言论。

19.在微信朋友圈“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是否违纪？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顺应新的时代背景，适时增加了一些违反政治纪律新的表现形式。如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要给予党纪处分。20.关于网络群众路线，中央有什么具体要求？

总书记2016年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21.面对朋友圈不时出现的负能量，党员干部可否视而不见？

答案是否。“朋友圈”越是“乱”，就越需要党员干部助其恢复有“序”；越是没有“正能量”，就越需要党员干部作为“正能量”发语发声。

党员干部要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定立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当精神、“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先进本领，当好“朋友圈”里的“正能量”。22.党员干部如何当好朋友圈里的正能量？

一是要坚定信念，把红色信仰作为最有力的武器，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封建糟粕腐朽文化、无政府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等“负能量”、“歪能量”、“黑能量”。

二是要敢于担当，对“朋友圈”里的“负能量”及时予以制止、澄清、劝说、教育。

三是要善于发声，以的旗帜鲜明观点澄清事实，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贴近群众，以温良敦厚的品行成风化人，以的大公无私人格立言立身。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学知识、长本领、提能力、增魅力，既要有“草根心态”脚踏实地，更要有“领袖气质”仰望星空。23.微信朋友圈是私人空间还是在公开场合？

在社交媒体异常发达的背景下，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媒体人。而微信“朋友圈”，不像传统意义上只有家人和好友的朋友圈，是由许多社会关系组建而成的。如工作上的往来，朋友的朋友之间的交际建立而来。

“朋友圈”其实已经慢慢地具有了媒体属性，所以微信“朋友圈”不是私域，而是一个公共场所。24.党员干部用朋友圈表达诉求是否违纪？

《条例》规定，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受到纪律处分。这就是说，党员朋友圈表达诉求，关键看诉求的内容，如果是不正当的，是涉嫌为自己谋取私利的非组织活动，尽管没有送礼，不构成贿选，但一样构成违纪。

25.党员干部能利用“朋友圈”开微店卖东西吗？

《人民日报》下属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人民日报政文”曾发布信息指出：除了党政机关干部、公务员以外的党员，是可以开淘宝店、微店等进行营利的，但前提是不能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力为自己、亲属及利益相关人谋利。注:党政机关干部是“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

26.党员干部是否可以通过朋友圈“单位工作分组”可见，单独发送机密信息？

涉及国家和工作单位机密不要乱发，哪怕一对一发也不妥，信息网络时代都有被记录和泄密的可能。27.党员干部在朋友圈分享文章应注意什么？

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利在网络空间发表评论、转载文章。但必须把握好自身的定位，坚定政治立场，在网络上转载文章时，应首先对文章进行甄别，再发布。不能随意转载虚假信息、违背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文章。

第五篇：领导行为案例分析

领导行为案例分析

[案例7-1]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独断而又误入歧途的领导

一、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背景

1872年，曾当过百货店经理、纺织品推销员和旅行推销员的蒙哥马利沃德在芝加哥开设了第一家全部通过邮寄来销售各种商品的大型商店。沃德曾在农民中工作多年，知道他们对商品的高昂价格和当时效率低下的百货店所能提供的商品品种过少极不满意。他也熟悉农民们刚成立的一个“格兰奇”的组织，该组织倡导农民消费者合作购货，通过取消中间商以节省开支。

沃德和他的内弟凑集了2400美元，在芝加哥一家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创立了他们的商店。他们列出所售货物名称，并解释怎样在一张纸上订购货物。到1874年，价目表已变成一本有8页厚的小册子。进展是非常快的，接着在同一年里，这本小册子增加到了72页；到1884年，目录上已有240页，所列商品几乎达到1万种。

那时，沃德公司是“格兰奇”的正式供应商，因而在农村市场上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顾客。但取得这一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沃德公司的保证：如果顾客对商品不满意，可将货退回给公司，并由公司来支付来回的运费。蒙哥马利沃德还对他们的做法进行大肆宣传；他曾在巡回游览车上陈列该公司的商品，并举办歌舞联合演出，以此作为一种促销方法。他还邀请顾客参观该公司在芝加哥的工厂，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大约有285000人参观了他的工厂。

在前50年的经营中，沃德公司一直是纯粹处理邮购业务的公司。1926年，沃德公司在不少小城镇建立了邮购代理机构，作为对邮购业务的一种刺激手段。和现在的目录订货一样，他们陈列货物的样品，但只有头饰可以现卖。这一时期，沃德公司确有不愿开设零售商店的想法，生怕这可能会抢走邮购业务的生意。后来，一桩偶然事件终于促使沃德公司作出开设零售商店的决定。它说明消费者的需求是怎样不可抗拒地跨过了企业所设置的障碍。

事情是这样的，在印第安纳普利茅斯地区的邮购代理机构，有位男顾客想要买一把陈列的锯子，并拒绝接受“不卖”的回答，最后这一代理机构的经理无可奈何地答应他可以买这把锯子。这一交易的消息一经传开，导致很多人吵着要买其它陈列的商品。代理机构的人员作出了让步，同意出售所有的东西。接着，他们马上又从邮购工厂重新订购了全部货物，这些商品也很快销售一空。商品不停地运往普利茅斯代理机构的异常现象引起了公司总经理的注意，当他发现这个机构实际上在直接销售商品时，火冒三丈。但是，直接销售商品所获得的利润是惊人的，因而沃德公司的决策层不久也就完全同意了这种做法。

到1927年底为止，沃德公司已开设了37家零售商店，另外，它的7家邮购工厂都还有各自的门市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沃德公司开设商店的速度更是惊人。它选择人口在4000~75000人之间的城镇，到1929年底，共开设了500家商店，有时一个星期就开张25家之多，这使它很快成为邮购业的“巨人”。

3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萧条，沃德公司进入整顿期，它关闭了一些几乎入不敷出的商店，而且新商店的开设都要事先经过更周密的计划和研究。在二战期间，沃德公司和其他同类公司的营业扩展自然都遭受了挫折。但当战争结束后，沃德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西尔斯公司马上就掀起了自20年代以来最大的扩展浪潮，大约3亿美元的资金押在战后经济会立刻有大规模的发展这一信念上，这使战后头两年里西尔斯公司的销售额从10亿美元猛增到近20亿美元。而沃德公司则按兵不动。1945~1952年，即二战后实行经济控制的年份，沃德公司不仅连一家新的商店都没有开设，反而关闭了37家收入仅敷支出的商店。

从历史上看，沃德公司的商店大多开设在乡间小镇上，这样做是为了拥有农村消费者，而在二战之前，农民被视为主要的市场。然而，二战以后，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其近郊。购货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并不可避免地从市中心和小型商业区那里抢走不少生意。但在这一购买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沃德公司却拒绝扩大经营，拱手把市场送给了西尔斯公司、彭尼公司和其他竞争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公司财力不足，无力支持一项蓬勃的发展计划吗？或者是因为公司缺乏管理人才吗？不！沃德公司两者都不缺。事实上，该公司正储备着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以备后用。二战刚结束的那些年，公司内部拥有众多的优秀管理人才，只是许多人在遭受挫折后才最终决定离开。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公司作出了不求发展的持久决定呢？

答案就在自1932年以来一直担任沃德公司董事长的休厄尔埃弗里身上。

二、休厄尔埃弗里其人和他“不求增长”的决策

休厄尔埃弗里，1874年出生于密歇根州的萨吉诺，是一个富有的木材商的儿子。在他一生中的许多年里，一直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者。1894年，他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院毕业，并开始在他父亲手下一家小石膏厂的基层工作。22岁时，他已是这家工厂的经理。1901年，这家小企业被美国石膏公司吞并。4年以后，埃弗里成为美国石膏公司的总经理。《时代》杂志把他描述为“一个和蔼的、卓越的超级推销商”。正是他，把美国石膏公司建成美国最大的建筑材料供应商。

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1932年，受沃德公司的董事和债权人之托，商人埃弗里投入了挽救这家岌岌可危的公司的工作，沃德公司在1931年出现了870万美元的巨额赤字。埃弗里将一批年轻干练的经理人员召集在自己周围；他在沃德公司的存货中增加了许多高档品，并声称“我们不再依靠那些乡下佬和土包子，我们不再只卖工装裤和防粪鞋。”他使公司重新进入了时髦商品市场；他改进了商品目录，关闭了70多家亏损商店。埃弗里成功了。12年后，他已把1932年870万美元的亏损扭转为1943年2043.8万美元的盈利。但是多年来，埃弗里一直以一个老式暴君的身份统治着这家有1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从不考虑雇员或经理人员的感情。当他终于在1957年从公司职位上退下来时，已是83岁的高龄。他独断而又错误的领导，使沃德公司大伤元气，特别是战后，他的“不求增长”的决策将沃德公司引向歧途，使其在竞争地位上受到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埃弗里关于“不求增长”的决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对二战后经济形势估计基础上的。他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战争结束后不久便会发生经济大萧条，依据就是一战后发生的大萧条。他预计，由于工业从军工生产转向民用生产，几百万退伍军人又要寻找工作，因此，整个国家在把经济向和平时期调整时，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他因此表示：“我们（沃德公司）将不做任何反应，我们非常谨慎。”

如果形势的发展真如埃弗里所料，即在战争结束的3~4年内确实开始了严重的经济大萧条，那么他就可能成为一名英雄式的人物。当他人都因经济萧条而陷于困境时，沃德公司的现金和流动资产就可推动公司以得天独厚的价格优势进行扩展。但是，随着一年年时光的流逝，静待时机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沃德公司本该对策略进行重新评价和重点调整，埃弗里的下属们也多次提出这样的建议，可埃弗里却固执已见，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并且不能容忍那些不全部接受他观点的能干的下属。这不仅使沃德公司搁置了所有寻求发展的措施，丧失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和本来可以通过合理扩大规模而获得的利润，而且他所造成的那种独裁式的管理环境，致使公司流失了众多精明强干的高级管理人才。据统计，在他任职期间，有三任总经理，不少于24个副总经理和许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离开了公司，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享有自主权，来作出积极推进的决策。直到埃弗里离开沃德公司后，沃德公司重新致力于发展，才开始逐步恢复生机。然而，逝去的岁月不再来。错误的判断，不允许下属发表不同意见，给沃德公司带来了可悲的后果。

一个领导者，在他一生的某个阶段，可能是非常成功的。休厄尔埃弗里在他担任美国石膏公司总裁期间，以及在30年代领导艰苦挣扎的沃德公司时，都作出了很大成绩。然而，在另一个阶段，曾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可不能把一个组织引向灾难，特别是那些严厉而又固执的有才干的领导者，在其后期往往会变得易犯错误，并且不能容忍任何异已之见。埃弗里也正是这样。他的错误的判断、专制的领导作风将沃德公司引向了歧途。但他还固执地不承认这一点。

[思考题]

1、以埃弗里的成功与失败为例，运用权变理论进行分析，独裁式领导可能的长处及进行独裁领导的环境，并着重分析独裁领导的弊端。

2、参与和授权的领导方式需要什么条件，沃德公司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3、在沃德公司战后经营策略的制定上，埃弗里应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思维方式？详述理由？

4、为什么一个企业应该有发展的眼光，而不能只满足于现状。尽可以详述理由。

[案例提示] 这是一个关于领导行为的案例，它主要提示了埃弗里独断专横的领导方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埃弗里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也正是他将沃德公司引向了歧途。这提醒我们，那些自信、果敢、严厉而又固执，并且在年轻时获得极大成功的领导者，在其后期往往容易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变得独断专制，自己却难以觉察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领导者们应对此保持警觉。

[案例7-2]

古局长的遭遇

滨海市是一座新兴的中型工业城市。近年扩展迅速，人口已近百万，市区建设向南郊与西郊发展。市领导想在美化市区环境方面走到全国的前列，狠抓公园娱乐点的规划和建设。因此，当市园林局老局长决定近期要离休时，市领导让组织部门尽量物色一位能力很强的园林专家来继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选中了古安松。老古在大学时是学建筑学的，曾在几座城市的城建、园林部门工作多年，前年还到一个干部训练班去学过一段现代管理。他已在另一个中等城市当了4年多园林管理局副局长，负责该市5座公园及29个娱乐点的设计、建设、改建或扩建，经验丰富。该市与滨海有传统关系，几经交涉，对方才同意放人来“支援”。老古如今就任市园林管理局局长的职位已有一年多了。上任伊始，就可以明显看出他的作风与前任老局长截然不同。那位老局长中午吃饭往往要很长时间，饭后还要午休；他常花掉很多时间跟本局部属闲聊及与市里显要人物交际。老古则从来不干这类事。他每天一大早8点钟准时上班，中午在食堂吃一顿便饭。之后继续工作直到下午5点下班。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制定和审理规划、设计、预算及业务会议这些正经事上；他甚至亲自参加本市新动物园的设计、规划工作。

由于园林工作本身的吸引力，加之老古工作的显著成效，本市报纸已登载过几篇有关他的报道与访问记。他在本市企业界声誉鹊起，因为他在接见记者时提出过一名格言——“效益的关键是效率”，意思是，他希望大家要注意巧干而不是单纯的苦干。他还提出要他局里的职工宁可多花点时间检查所干工作的质量如何，若发现问题，应当尽快解决。

然而，老古手下的人并非工作效率都很高。其中有两人在本局工作已多年，资格很老，干活却特别糟。老古找他们个别谈话，提醒他们注意，但他们却我行我素，毫无改进，于是老古就把他们调出局机关，下放到基层公园管理处。这便引来一些议论。听说那两人中有一位是市委某常委的连襟。不过，市府办公厅主任老丁却明确地支持他这一做法，而这位常委看来也未予干涉，就是市长本人也认为老古做得对。事过不久，老古有一次在市府大楼遇到市长时，市长曾对他说：“你干得对，咱们不能老容忍碌碌无为的二流子在机关混下去。他们俩其实早该撤了。你们局的老局长是个好人，怕得罪人，一直拖着。你这么一来，就都知道不认真干活是不行的了。”听市长这么说，老古当然挺高兴。他知道他想改变机关拖拉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没有各方面，特别是上级的支持，是很难办到的。

在机关改革中，市领导订了一条规矩：每隔半年，所有领导干部都必须为自己的直属下级做一次考评和鉴定，还得明确评出优、良等若干等级来。市里要求老古也这么办。他给手下四名主要业务副手分别评了“优”、“良”、“一般”。有位得“良”的女干部十分恼火，她说她参加工作以来，从来都被认为是最好的。老古说，别的领导可能认为她干得很出色，可他并不觉得如此。他一上任就曾明确地向她布置过一些任务，规定了一些具体指标。可是照他看来，她并没有把她该做的每件事都做好。他这样解释说：“你的工作是不错，但并不算特别突出。你是花了时间，把大部分工作都干了。可是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你并没下过什么特别的功夫。你的工作进度是自己安排的，但你所订的指标只能算中等。有好些事本该你干，可是你没干得了，只好交给别人干。我觉得这不是什么能力不足或没受过有关训练的问题，而是态度问题，积极性、主动性问题。老局长在任时候，他可能认为你干得很突出。这使你对究竟什么才算真正突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老局长是位老好人，我的要求比他高，而且我希望你能达到这要求。没有什么理由你不能成为最出色的干部，一切都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老古满以为自己是言词恳切，苦口婆心，谁知道他这一番话却使那位女同志大感寒心，马上拂袖而去。

他跟另一位副手的谈话也和这一位差不多。这个人得知他的鉴定只是“一般”就叫得更响了，认为这评价实在太低。可是老古寸步不让，不过他觉得也不能搞得太僵，便对这位同志说，相信他准能干得更好些，希望下半年考评时能给他一个较高的评语。

古局长的这次考评活动可能已为随后发生的情况定下一步基调。以后的两个月，局里的办事作风果然面目一新。老古看得出大家干的活多起来，人们对工作更用心了，事情都能按时完成。这确实使老古心中暗自高兴。

到了下半年考评时，古局长给这四名副手都下了一个“优”的评语。他还向市长和办公厅主任汇报说，该局按期完成了全年既定计划与指标，预算却正好花掉99%，还有1%的节余，这主要归功于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园林局能做到这样一步，是该局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的事。以前该局总是打报告说，有些项目完不成，如某条大道还要栽250株法国梧桐啦，某公园还有几处风景点还没建成啦，都得要追加预算等等。

还有件事引起了老古的注意，就是局里获得较佳评语的人比以前少了。以前一般获“优”的约占评语的总数的45%，“良”类也是45%，“一般”或更差的只占10%；这回“优”、“良”、“一般”这三类评语的比重分别变成10%、35%和55%，显然，老古的这套大刀阔斧倡导提高办事效率的措施，其影响已开始渗透到全局全单位，看来情况是不能比这更好了。

园林局在该市是归市府办公厅直接抓的，老古这回自己的评语吃了一个“优”。办公厅主任说，市领导对他能控制住预算、没有超支反应良好，市委会上，市长说了好些夸赞他的话，并发给他一笔较高的年终奖，说希望他再接再厉，把来年园林工作搞得更好。

然而，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情况却发生逆转，变得对老古颇为不利了。首先是，那位曾得过“良”的评语的青年女副手小柯，却忽然被选作市委委员，去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了。老古觉得有点可惜，她的专业能力挺强，如今只好放弃专业改行了。报纸还把她好好表扬了一番，誉为符合干部“四化”标准的后起之秀。她在市里竟能有这种政治背景，这是老古始料未及的。然而，他觉得跟她共事近两年，关系还算可以，如今显赫了，就算不大力支持他，至少也不至于跟他过不去吧。

事态的第二项发展，是公布了现任市长升任副省长的任命，而他的继任者竟是原来分管工交工作的一位市委常委韩逖。这不仅大出老古的意外，也是大家没有料到的。老古跟这位韩市长接触不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老韩对老古像是有些成见似的，常对他故意挑剔。例如他就听说，在市里某次会议上，老韩曾很不客气地评论说：“预算怎么会巧花了99%？我总觉得这很可疑，这说明园林局实际上很有节约潜力，故意花到差一点满额。我看园林局削减5%-10%的预算，也决不会出啥问题。”不过听说好几位常委不同意这种猜测，其中包括前任市长。他说：“要是这预算真这么松，当初我们审批的时候，你为啥没说过一句话？”

如今老韩出任市长了，上任不久，就把办公厅主任叫去，说他觉得园林局预算拨得太多，太浪费了，必须大力削减。主任请他说明白点。于是韩市长说：“我想老古这个园林局长干得不怎么样。不错，我知道他抓得很紧，对手下人要求很严，是做了不少事。可是，他的作风太死板霸道，搞得局里怨声载道，把谁都推到对立面去了。就像刚提升做宣传部副部长的小柯，这么一位年轻女同志，当过他几天副手，也说他不是个好领导。我看这个局的人事非得重新安排一下不可。” 韩市长说的“重新安排”，主要是让现任副局长之一去顶替老古，而他正是上回老古给了一个“一般”评语的人。显然，柯副部长是出这个主意的参谋。照韩市长的说法，是园林局大多数人都主张撤换掉老古。

可是办公厅主任老丁却认为，要撤老古也并不简单。因为他是市里下了大力气专门调来的，调来本市后的历次评语全是“优”，说他“不称职”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把他以“莫须有”名义撤了，就等于说历次鉴定完全是一张废纸，一个局级干部单凭市长个人好恶就换掉。而且，同情老古的也大有人在，已经有人劝他向省里告状了。于是，各有关方面都认为，摆脱困境，消除僵局的惟一办法是大家协商，彼此做出一定妥协，求得一个都能接受的折衷办法来。

韩市长主张老古自己辞去园林局长职务，然后任命他做市动物园主任。这个动物园非同一般，利用了滨海的优势，它拥有国内别处难以匹敌的海生动物馆，收罗丰富，所以科学院在这儿设有研究所，它的经费由市政府和科学院分担。此园的职工多达200余人，上设一个董事会，由各资助单位及有关专家、顾问组成，监控该园的管理工作。市政府按规定可以任免园主任，因为市政府投资占总经费的40%。但另一方面，该园的日常经营工作则在市府管辖之外。老古若当了园主任，固然可以不再受市长的刁难，但这个职位是不太可能再获晋升的。因为以老古过去的经验与学识，要干好这个园主任，得认真学习好几年才能胜任，在此阶段，很难谈得上干出多少成绩。老古思前想后，不愿接受此职。

有人提出一个让步方案，让老古继续留任园林局长一年，到时候市长对他的表现还不满意，再设法另调工作。可是韩市长不愿接受。

老古于是决定坚守现职，看能把他怎么样。他说：“我可不是个一走了事的人。当年调我来干园林局长，是想要我把这工作干好，而我正是这么干的。想要我辞职，没那么容易！我等着你硬来撤我。我能呆上一天就干一天，偏不走！”

[思考题]

1、请对古局长的能力、性格、气质等个性特点进行分析，并着重说明这些个性特点与其工作绩效和目前的困境有何关联。他的个性有需要改进之处吗？若有，是什么？

2、显然，老古对自己单位和工作环境中潜伏的危机和矛盾并不敏感。请从自我知觉、他人知觉及人际知觉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

3、根据权变理论，老古所处的工作环境如何？他的上级和下级各有什么特点？这些因素怎样制约和影响他领导工作的有效性？他怎样做效果会更好？

4、面对韩市长的主张，老古决定坚守现职，偏不退让，他这样做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你能综合以上的分析，为他提供一个更佳的方案，使他个人的晋升和工作的发展更好地协调起来吗？详述你的理由。

5、作为老古的上司，韩市长的支持与否直接影响着老古的工作前途，你是如何评价韩市长这个人的？碰到这类的领导，应该怎样处理与他的关系？

[案例提示] 这是一篇综合性的案例，作为市园林局长的老古，工作大刀阔斧、绩效显著，却又遭遇挫折，受人非议，陷入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困境。这里涉及个人行为、组织行为中的许多因素，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讨论。特别是在学完个体行为和领导行为后，可以综合运用有关社会知觉、个性、人际关系、组织结构、权变理论等来分析和认识这一问题。类似古局长的遭遇，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值得同学们深入思考、认真对待，以接受教训，丰富经验。